【历史故事】整个唐代，西北地区隐匿客户与僧尼的数量有多少？

客户及其他类型的人口数量本是人口史研究中的问题。仅结合人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西北地区的其他类型的人口进行大致讨论。通观整个唐代，可以发现人口隐匿和人口逃亡现象是一直存在的。这些人口隐匿或逃亡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其来源大多数都是之前户口版籍所载的著籍户口，其逃亡或者隐匿直接影响着原籍地或逃亡地的农业生产。
唐代的人口隐匿或逃亡情况最初只见于版籍户逃避军镇的征役。如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唐高祖下诏“其义士募力，有背军逃亡者，自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以前罪无轻重皆赦除之” 。另一种情况则是各种赋役和杂役的压力造成人口逃亡。贞观十三年（639年），阿史那叛乱，再加上“云阳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 ，魏征借此五行异常之际进言。
通过史料可以贞观之初和贞观十三年间，人口逃亡原因是轮番上阵的府兵制加上各项杂役，导致当时人口的生存压力倍增。如前所述，到高宗、武周时期，唐廷在西北地区和吐蕃的军事行动比贞观年间更为频繁，这一时期关中和陇右道地区处于一个连年旱灾的气候干旱期，逃户的现象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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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载，武周长安年间（701-704年）， “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由于陇右道、关内道地区处于战事前沿地带，是各类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承担区域，并且是西北地区战事的发生之地， “亡逃过半”的现象是极有可能存在的。贞观十三年的户数为基准，考虑到至高宗、武周时期的人口增长因素，那么整个西北地区在武周时期的亡逃之户是不低于20万户的。
关于唐代中后期的“浮逃户"、“客户” ，唐长儒先生等学界前辈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做无谓的重复性工作。笔者仅就有关“客户”、“逃户''的数量问题进行论述。《唐会要》中专列《逃户》条，足以表明唐代时逃户现象的严重程度。现摘录其中关于景云二年（711年）逃户的情况。
军事行动背后的繁重赋税是逃户的重要原因。到开元年间宇文融括户的时候，客户“杂于居人者十之一二矣” ，冻国栋认为这里的十之一二是以开元十二年所的客户为准，他还认为未被括出的更多。宇文融括户之时未被括出的情况虽然很多，但假括、超括的情况也有很多。未被括的户口包括官员家属、僧人等色役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这种情况在整个唐代都是存在的，赋税名目越多，规避偷逃的方法也越多。至于宇文融所括得的80余万户，也含有下层州县为夸大功绩而虚报的成分。州县官员纷纷虚张其数，甚至用实户来充当客户的情况也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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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开元之际的客户所占比重在十分之一应该是没有太大偏差的。折合下来，开元年间宇文融所括出的西北地区的客户数量至少达到了8万余户、30余万口。这还仅仅是客户的数量，逃入周边游牧民族政权和隐入山林中的数量应该也为数不少，但目前无法具体确定其数量。
上述这些隐匿的户口多数仍然居住于西北地区内部，其生产和生活仍然有赖于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以河西走廊地区的沙州为例，大谷文书第2835号“甘凉瓜肃所居停沙洲逃户”文书，又称“长安三年（703年）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
【【历史故事】整个唐代，西北地区隐匿客户与僧尼的数量有多少？】由此可以知道，长安年间沙洲地区的逃户大多数都进入到河西走廊沿线的瓜州、甘州、肃州、凉州等地。这些州县对逃户大多都进行安置，让逃户再当地进行农作生产，虽然其地位很低，但都直接参与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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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是僧人群体的数量。僧人群体在唐初也按规定受田。唐令规定僧人或者道士"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其名籍是不入平常的户籍制度的，所以整个唐代寺院的僧侣及私们数量是极为可观的。
武周之时出现了“天下僧尼滥伪相半”的情况。中宗时， “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到唐代中后期，出家剃度为僧尼成为各个节度使个地方官员敛财的手段之一，天宝年间“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的钱百万” ，富户官僚尽相花钱剃度为僧尼的直接目的就是逃避各项繁重的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