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大黄鱼：作为曾经的“爱国鱼”，我的悲剧还能收场？( 二 ) 上海市

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渔业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一方面允许日本国内的钢铁渔船进入中国海域大肆掠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渔船进行大规模破坏。
国内的渔船，从抗战前的26000艘，骤减到11000艘，反倒是让沿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喘息，近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因为不用像种地一样，需要耕地、播种、除草等各个环节落实到位，再加上老天赏脸，才能有口吃的。
捕鱼，你只要有一艘渔船，不怕吃苦，敢乘风破浪，在那个渔业资源丰沛的年代，想不爆网都难，唯一的问题就是船难的风险实在太大，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胜。
坐拥舟山渔场的江浙沿海地区从来都是被大（小）黄鱼、墨鱼、带鱼等渔汛滋养得不行。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再寻常不过的大黄鱼，早已在各路人马眼中，成了一座小金山，谁都想来敲上一锄头。
除了偷偷跑过来偷鱼的日本渔船，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看到渔业“蒸蒸日上”想着收归国有来管理，江苏和浙江地方政府更是因为渔业商品税，争得互不相让，面红耳赤，反而被当时上海的青帮大佬杜月笙给钻了空子。
借着天时地利人和，上海商界，在杜月笙和银行巨头方椒伯牵头下，置办了大批冷藏设备，吸引渔民去上海卸货。
虽然要收取4%的抽成（当时的崇明县政府，收取销售额的0.5%作为商品税），但鱼在上海能卖出比在舟山、宁波等地更高的价格，再加上冷藏设备能够延长鱼的保鲜期，还有上海商界提供的贷款绿色通道，还是引得渔民争相去上海，形成了一个垄断海鲜市场。
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当时，国内还没有把注意力放到怎样保护渔业资源上，而是想着怎样改进捕鱼技术，捕更多的鱼。对于东海的主力渔业资源大黄鱼来说，悲剧的命运除了被战争按下几年暂停键后，仍旧继续上演，并且愈演愈烈。
1956年，两艘来自福建惠安县的渔船，来到江浙海域展开了著名的“敲罟（gu）”作业，来捕捞大黄鱼。
敲罟，这种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潮汕地区盛行的捕鱼方法，终于还是流传到了东海。简单点来说，就是几条船围在一起，敲竹板，利用敲击声，让大黄鱼这种石首鱼头部的两颗石耳发生共振，造成昏厥，进而大小通吃，一网打尽。
这种颇受诟病的捕鱼方法给当时的大黄鱼种群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好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它的危害，终于在1963年，国务院下达了禁止敲罟作业的命令，拯救大黄鱼于水火，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每年的农历四五月间，是大黄鱼的渔汛期，在有鱼群出没的海上，到处都是此起彼伏的“蝈蝈叫” ，一网下去，几万斤是家常便饭。在1960年，两只鸡蛋就能换一斤大黄鱼。
随着捕捞工具的升级，和捕鱼大军的不断扩张，大黄鱼种群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很快，高潮就来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近海大黄鱼的枯竭，渔民们终于在外洋发现了大黄鱼的越冬场。在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围捕后，大黄鱼终于元气大伤。
1974年， 2000多对大围网机帆船对越冬场里超大的大黄鱼鱼群展开了大围捕，也让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1万吨，创造国内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
产量上来了，价格自然就得下跌，大黄鱼的价格一度跌至每斤五六分钱。巨大的产量，根本来不及消化，就只得由国家出面，号召大家都来吃“爱国鱼” 。在舟山当地，那些来不及晒鱼鲞的小个头大黄鱼和其他杂鱼只能用来喂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