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以“人”为本的考古学( 二 ) 古代|化石

文章插图
北京猿人复原像图片由作者提供
古代人类健康状况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在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人骨是唯一可使用的研究材料，同时也是研究人类健康史和医疗史的重要材料。人类的很多疾病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利用现代医学知识，对比古代人骨标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并研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和背景，这对现代医疗体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人骨研究发现，渔猎采集经济人群口腔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农业经济的人群，农业人群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发生率较渔猎采集人群高得多。不同经济模式下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可能暗示了，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某些指标在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但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食物供应，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寿命得到延长，社会复杂化加剧，促进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这些人骨研究成果可以帮我们重新思考不同经济模式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
现代社会不同人群和种族间的肤色、发色、体型等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外在的差异受到基因的影响。基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物遗传结构，除非出现种族灭绝或大规模的混血，否则基因会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传递下去。考古发现，人类骨骼的形态在基因的作用下呈现千姿百态。例如，男性的骨骼相对粗壮厚重，女性骨骼相对轻薄纤细；中国北方人的骨骼相对较为高大，华南地区的骨骼相对较为细小；北方人的鼻孔较高且狭窄，南方人的鼻孔较低且宽阔；东方人的面部多扁平，新疆西部古代人的面部多较为突出等。这些差异有些是种族的差异，有些是不同族群的遗传差异。对人类体质特征差异的研究形成了人骨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发现，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具有较为相似的体质特征，他们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青铜时代的主体居民在遗传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甚至与现代华北、华南地区的一些人群较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人的外在形态特征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人与现代中国人在主体遗传结构和体质特征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这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根源之一。在这方面，人骨材料功不可没。

文章插图
人类起源示意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3.多学科考古让人骨成为无法替代的信息源
现代考古学提倡“无科技，不考古”，提倡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多技术的合作研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多地“榨取”考古材料提供的各方面信息，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人骨材料也是各学科、各领域学者争相“榨取”的对象，对古代人骨的研究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材料无法替代的信息。
几千年前的人们主要吃什么？TA是原住民还是移民？在《国家宝藏》第三季殷墟专题中，专家们为我们解读了人骨可能提供的各方面信息。除了性别年龄、形态特征、健康状况等信息外，人骨资料为我们提供古代人群饮食结构、迁徙、来源、遗传信息等诸多内容，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食物结构产生不同的同位素比值，根据“我即我食”（I am what I ate）的原理，可以复原不同人群的食物结构。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研究发现，史前时期北方地区人群食粟和黍的比例较高，长江流域人群食稻米的比例较高，沿海和内陆地区居民食用海产品和陆生动植物的比例不同；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肉食资源比较丰富，平民食肉量较低等。食物结构的差异与经济模式、生存环境及社会地位等密切相关，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
牙齿和肢骨的不同的锶同位素比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个体或人群出生与死亡之间的地域关系，是否存在迁徙、迁徙规模大小，以及古代社会的发展程度等。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人骨锶同位素研究发现，作为当时的中心大都邑，二里头遗址的人群流动性非常高，有超过20%的人群是从外地迁入的，这比我们现在有些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动性还要大，反映了当时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水平。

文章插图
科技人员在做古DNA研究图片由作者提供
目前，古代人骨的研究重点在古DNA领域，这是新世纪以来新兴的研究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古DNA研究可以帮我们解决传统人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古DNA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从生物学角度解决“世界三大难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利用微量的古代人骨资料，古DNA技术就可以很快地确定墓葬主人的生物学身份、他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以及他与相关人群间的遗传联系等。古DNA研究的进步也不断突破传统人类学的认知。过去我们认为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现代人之间没有遗传关系，而最近研究发现，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有2%～4%的遗传联系，现代人类身上的一些遗传性生理或心理疾病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基因有关。2020年，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古DNA研究，明确了白石崖洞中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进一步证实丹尼索瓦人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