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我在“故宫”抄档案( 三 ) 雍正|胡林翼|左宗棠

这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清宫档案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绝非过甚其词。2013年找到袁世凯“出山八条件”，以及2010年写《左宗棠传信录》时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从而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当时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今天仍清楚记得。
档案虽重要，但不可尽信
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忽视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前后顺序。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使得不少论断其实与历史本来面目大相径庭。
为达史实准确之目的，利用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对于利用者而言，谨记史实发生的前后次序无疑十分重要。
比如，谈及左宗棠和胡林翼这两位湖湘名人的关系，不少著作都说在樊燮控告左宗棠时，正是胡林翼上了《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极力推荐左宗棠之才，才使左氏得以脱离险境并得到咸丰帝的任用。在撰写《左宗棠传信录》一书时，笔者查阅档案时发现：咸丰帝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1860年6月9日）就已经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而据《军机处录副档》《军机处上谕档》等清宫档案所载，胡林翼此封奏折写就的时间是五月初三日（6月21日）——在咸丰帝任用曾国藩十多天之后。显然，就解救左宗棠一事而言，胡林翼此折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因此胡林翼相救左宗棠的说法靠不住。
再比如，关于戊戌政变的发生，过去很多人认为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接见袁世凯时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此类光绪帝表明自己有控制武装力量之心的话语，以及袁世凯在京时谭嗣同前来劝说的举动，经袁世凯密告直隶总督荣禄，再经荣禄进京告知慈禧。于是，慈禧下令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再次训政。
但从档案可知，光绪帝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回天津，第二天才将觐见情形等告知荣禄。而慈禧八月初三日（9月18日）看到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攻击戊戌变法的奏折后，立即决定次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并于八月初六日上午宣布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八月初六日才听到袁世凯汇报的荣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天上午告知慈禧（有说法认为，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是荣禄于八月初七日让回京的杨崇伊带回告知慈禧的）。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后，谭嗣同等于八月初九日被革职捉拿。因此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并非袁世凯告密，而是杨崇伊的奏折，袁世凯的告密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严重程度。
以上两例充分表明，利用档案，如果不充分注意史实发生的时间顺序，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史实真相“南辕北辙”。
此外，档案本身也不能尽信。张爱玲是大家熟知的女作家，她的堂伯父张人骏在光绪、宣统年间官至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出任两广总督时，清廷正推行预备立宪，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下旨限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张人骏像其他督抚那样，遵旨在广东加紧筹办，并于当年十二月向朝廷奏报筹办经过，“即详核章程，参酌地方情形，将筹办处应行预备各节妥为规画，一面遴选官绅分任职务，以期次第举办”。可是，上此折不久，他就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攻击新政，说咨议局一旦成立，将使“官无治民之权”。这表明，张人骏在奏折中所说的，与他的实际思想可谓大相径庭。由此也提醒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固然需要重视档案等第一手材料，但也不可过于相信档案。在使用档案材料的同时，应尽可能弄清楚档案文件产生的背景，尽可能弄清楚档案形成的过程等，并需参照其他相关史料。否则，很有可能贻笑大方。
“宜粗更宜细”的态度，“求同更考异”的方法
无论是强调尽可能利用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还是强调注意史实发生的前后次序，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可靠的史料进行史实重建工作。史实重建，其态度可概括为“宜粗更宜细”，其方法可总结为“求同更考异”。
“历史宜粗不宜细”、求同存异是我们熟知的两句话。但我认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而对于治史者来说，应是“宜粗更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历史大势、事件全貌，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就是由档案等第一手的史料入手，凭借可靠的史实，通过扎实的考订，得出确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