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我在“故宫”抄档案( 二 ) 雍正|胡林翼|左宗棠

朱批奏折，顾名思义就是有皇帝批示的奏折。雍正勤政，对很多奏折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而像咸丰、同治、光绪朝的皇帝，朱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简短的“览”“依议”“留中”“知道了”“（某）部议奏”“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等。晚清衰败，皇帝不如康雍乾那般勤政是原因之一，这从朱批中也可一见端倪。
在“一史馆”抄档案，从朱批中也能揣摩到皇帝的某些个性：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一代圣主康熙，饱含幽默的一面。雍正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中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敢作敢当的性格，跃然纸上。载沣生性懦弱，但在以摄政王身份处理清廷军国大事期间的批示中，经常看到“矣”这样语气相当肯定的字词。比如1911年9月10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奏报很多日本留学生回四川，希望朝廷下令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注意防范。载沣的批示就是“请饬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昨已有旨严饬赵尔丰矣”——看到这些，隔着电脑屏幕，你似乎也能感受到百多年前载沣自认为先于臣子奏请、早做安排后的得意神情。
强调档案的重要性，绝非过甚其词
正如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自序中所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因此，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利用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和性价比不言而喻。
对于冯尔康先生来说，“一史馆”查阅档案的回报是丰厚的——雍正（胤禛）继位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为清初三大疑案，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其中较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康熙帝的十四子也是胤禛的胞弟胤禵，原名“胤祯”，康熙帝原来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被胤禛改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抛去清代书写皇子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而必须冠以“皇”字作“皇某子”或“皇某某子”的惯例不说，冯尔康先生通过查阅藏于“一史馆”的《宗室玉牒》后发现，康熙的十四子一开始就叫胤禵且从来没有改过名字。如此一来，所谓的雍正盗名改诏篡位说就变得毫无说服力。
对本人而言，在“一史馆”抄档案，有在电脑前坐冷板凳的困乏，更有找到新史料、得以幸运地解开一些历史谜团的喜悦。
自2011年起，我开始在“一史馆”摘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为撰写《清朝最后的120天》作准备。《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首次全面系统公布。大16开、80册的体量，在“一史馆”利用室占满了整个书柜。《清朝最后的120天》一书最初格局是按照京师乱象、官员逃亡、财政困局、袁氏出山等专题设置。因此，对这80册档案的摘录也是带着问题导向、跳跃式的——写这个专题，重点关注这方面的档案；写那个专题，则开始关注相应的档案。如此一来，80册图书，其中不少是翻阅了多遍。今天回头看，这种做法显然是走了弯路，理应一开始就从头摘抄，如此看似笨拙、实则最为省力也确保史料无遗漏。后来，几经反复，我还是痛下决心，在2017年之前对80册档案，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作相关的摘录。
这期间，在2013年5月，发现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清单。
此前的大量著作，多以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著《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蓝本，将袁氏出山条件归纳为六条——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这一版的“六条件”被认为确据而在海峡两岸的权威史籍、专业辞书和坊间小说辗转引用，但自李剑农先生时起，此“出山六条件”就没有权威来源，以致《袁世凯全集》主编骆宝善、刘路生夫妇认为，“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不支持这个来源不明的袁徐密谋六条之说。”近年来，虽有不少论者考证后认为袁世凯出山条件实为八条，但始终未能提供具体的内容。
收录于《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78册的此清单，出自《宫中朱批奏折》，原名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单：扑灭武汉革命应行筹办各事务》（此处袁世凯官职有误，此时的袁世凯，只是湖广总督，尚未被选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单未署日期，由此可知并非独立信件而是一封信的附件（事实上，它是附于1911年10月16日袁世凯给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的信中，由奕、徐进呈摄政王载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被收录于《宫中朱批奏折》中）；抬头“谨将应行筹办各事分条胪列呈请钧核训示”中“钧核”而不是“圣鉴”格式则表明，此件袁世凯不是写给摄政王载沣或宣统帝溥仪的，而是写给奕劻、徐世昌。清单共1100多字，袁世凯提出了必须赶速筹备而不可轻敌、请饬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等八条具体措施，并无“明年开国会、宽容革命党人”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