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仇鹿鸣：通俗不等于媚俗，数据库不能废考证功( 四 ) 21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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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作者：仇鹿鸣，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新京报：学术写作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比以前，学术评价体系对历史研究者的写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外在压力是否会对研究和写作带来额外的负担？

仇鹿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研究者拥有知识生产者的身份，但回到中国的学术界的确存在着落差。很多青年教师存在着过劳的情况，就像现在网上常说的“学术圈的内卷” 。我自觉一年能写出两篇比较像样的文章，要写出三篇就感觉比较吃力了。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同行或学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一年写五六篇甚至十来篇的论文，这让我对这些作品的学术质量感到担忧。当然，青年学者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年轻的学者的压榨都很强烈。

新京报：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你平时会看一些通俗历史读物吗？你怎么看待市面上常引发舆论关注的通俗历史读物和历史改编？

仇鹿鸣：前段时间出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是作者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写出的很好的通俗作品。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最好由历史学家自己来完成。通俗不等于简单，不等于迎合民众，《万历十五年》、《叫魂》这样的作品，虽然产生了超出学术圈的效应，但也不能说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且，不同身份的读者阅读《万历十五年》的体验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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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历史小说家撰写的通俗历史著作《显微镜下的大明》（博集天卷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一经推出，便风靡海内。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全部建立在专业历史学者严谨的论文之上。马伯庸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将专业历史研究通俗化和商业化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