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仇鹿鸣：通俗不等于媚俗，数据库不能废考证功( 三 ) 21世纪信息大爆炸时代的来临

仇鹿鸣说，自己在读书时代正好赶上了学术写作的转折期，既没有丢掉老先生教导的传统史料学训练，也享受了信息时代为历史学者带来的原始红利。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史料收集的范式，却也让不少年轻学人学会“偷懒” ，忽略了文献学和目录学的训练，对于史料的重要性程度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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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作者：仇鹿鸣，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8月。此书为仇鹿鸣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

对话仇鹿鸣

新京报：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历史研究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持续不断的写作习惯对历史研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和写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仇鹿鸣：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研究生到成为大学老师的阶段，一个历史学人最基本的定位是职业读书人。我从研究生生涯到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我觉得人生最愉快的时光可能就是研究生的前几年，那个时候没有特别需要发表作品的压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阅读。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博士点，提供大学教师岗位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对学术有所推进。因此，研究生的训练，尤其博士生阶段的训练，是要培养专业的研究者，把你从一个美食家变成一个厨师，或者说，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一个知识的生产者。

有一些老先生说，十几年不写文章是为了足够的积累，这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现代的知识与民国时代大不相同，学科高度细分化，每个学者都进入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所以，学者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写作时间，先解决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比较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积累起信心，然后再慢慢学会如何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专业的研究。随着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扩展，你可能可以解决稍微比较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不太相信，一个人从未写过一篇好文章，或者几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能够突然在十几年之后发表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或著作。因为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论文写作的技巧，如何让读者来接受，，其实都需要大量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