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宠爱|| 孙洁：把脉三道数字鸿沟，伏羲视点【编者按】缩小、消除数字鸿沟已成为当

对此，伏羲智库研究咨询部研究员、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孙洁撰写《触摸数字鸿沟研究前沿》、《把脉三道数字鸿沟》“姊妹篇” ，以期启迪思考，并为探索相关问题解决方案提供“抓手” 。
第一道数字鸿沟：物理接入不平等（1995-2003年）1995至2003年间，数字鸿沟研究主要立足于学术观点，以及与媒体、政治和政策相关的社会观点。据称，《洛杉矶时报》采访人员Webber、Harmon于1995年7月29日一篇文章中创造了数字鸿沟术语，描述从事信息技术人士与不参与信息技术人士间的社会分化（Gunkel ， 2003）。
此后不久，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支持、推广了该术语。但当时数字鸿沟仅使用“有”、“无”二元术语；解决数字鸿沟方法，仅为对互联网接入分布不均的简单研究（Eastin等， 2015年），仅关乎连接互联网用户与未连接互联网用户间的二元区别（Mehra等， 2004；Riggins等， 2005）。此类型数字鸿沟当下被称为第一道数字鸿沟。
由于数字鸿沟概念在最初被定义为“技术接入拥有者与无技术接入者之间的差距”（Besser ， 2004），大多数数字鸿沟研究都聚焦第一道数字鸿沟——物理接入（access）差距。相关研究重心为调查哪些社会因素影响物理接入鸿沟。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DMaggio等人（2001）所指出：数字鸿沟研究重心应置于研究不平等如何被各种社会因素所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政府项目、工业结构、价格政策等。因此，经济实力、电信设施、政府决策成为影响第一道数字鸿沟最为显著的社会因素。
大量研究证明了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物理接入之间的联系（Hritai ， 1999；Norris ， 2001；NTIA ， 1995、1998、1999、2000、2002）。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自1994年起，便一直跟踪调查数字鸿沟问题。报告发现，基于收入、教育、地理位置的数字鸿沟虽于上个十年末期急剧缩小，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特网接入差距仍在持续（NTIA ， 2000）。
除经济因素外，一些个案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在改善因特网接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Guterrez等， 2000；Fuentes等， 2002；Hawkin等， 2003）。 Cullen（2001）从国家层面研究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数字鸿沟，发现国家政策是影响数字鸿沟的一大重要因素；拥有较大政策主动权的国家在减小数字鸿沟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Wade（2002）则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观察、思考这一问题。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在接入方面存在劣势，这不仅与收入、技能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缺乏有关，更与国际体系中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的标准和规范息息相关。
第二道数字鸿沟：技能、使用不平等（2004-2011年）【一味宠爱|| 孙洁：把脉三道数字鸿沟，伏羲视点】社会科学家随后开始使用“超越数字鸿沟”（Mossberger等， 2003）、“重新思考数字鸿沟”（Warschauer ， 2003）、“重新概念化数字鸿沟”（Selwyn ， 2004），以及“数字鸿沟作为复杂和动态的现象”（VanDijk、Hacker ， 2003）等表述，用以描述数字鸿沟产生的另一种情景。 PaulAttewell（2001）创造性提出“第一道数字鸿沟”、“第二道数字鸿沟”概念。前者侧重计算机物理接入能力（access），后者则侧重计算机使用能力（use）。随后， Hargittai（2002）提出，应区分互联网接入导致的第一道鸿沟和技能使用导致的第二道鸿沟。第二道数字鸿沟另包括上网技能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第二道数字鸿沟表明，不同人群在有效使用互联网所需技能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互联网连接的人口比例高，因此拥有网络物理接入不再被视为从互联网受益的主要或唯一障碍。随着宽带互联网接入和数字设备的普及，基于互联网接入的数字鸿沟是否存在，开始受到质疑。数字鸿沟讨论焦点因而转向对使用技能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