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子道历史|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一言正而天下定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申子》
战国时代是一个利益纷争非常复杂的年代，各大诸侯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地位都在积极努力的寻求变法改革，以方便自己国家的成长。
但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基础的政治制度不同，国家的内部形式不同，所以它们所采取的变法形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有军事变法，有法治变法，也有吏治变法等等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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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变法的形式不同，最终获得的收益也就不同。甚至变法的形式相同，最终获得的结果也可能不同，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韩国和秦国。这两个国家的变法形式说白了都是法家的变法，但是变法之后所获得的收益却是天差地别。
秦国通过变法一跃而起，成为了战国时代最为鼎盛的势力，而韩国在变法之后却走上了弯路，那么，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两个国家如此不同的结局呢？这一问题我们还要追溯到两国变法的推行者身上。
一、过度的察言观色歪曲了法的含义
虽然秦国和韩国所使用的变法都是立足在法家的政治观点上的，但是它们在变法推行过程中的落脚点却大不相同。秦国主要依赖的是法，也就是说，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是整个国家治国体系的根本，是划分国家政治机构、行政机构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同时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在这一点上，君主和平民是同等的，立法并不看在某一个人的面子上，法这只是一种手段，是君主用来统驭臣民的手段，但虽然如此，有了法律的保证，君主就不能再完全按照自己心意来做事了。
同时，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转形式和所要承担的责任，君主也就不用再花费大量的心思来进行决策，如此一来，决策的容错率也就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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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法在秦国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可是韩国的变法形式却不如此，当然，这并不是法家的变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在变法推行者行为的潜移默化中所带来的影响。商鞅是一个完全依赖法的人，不留情面，不讲余地，所以才有了上述的法治变法。
但是韩国的申不害却不一样，申不害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的人，这就导致他在不经意之间总是要观察韩昭侯的心思和愿望，当发觉韩昭侯有纠结和犹豫的时候，立刻就会改正自己的行为。
【格子道历史|为何秦国和韩国却是强弱两个极端？，都是采取法家变法】但是申不害是韩国变法的主要推行者，也是韩国法律的主要订立者，过度地观察君主的心思就潜在的影响了立法，让法屈居在了君主之下，也就是说，法律是按照君主的心思来制定的。
因此，当遇到一个明君的时候还好，如果一旦遇到昏君了呢？法治也就变了味道。
而这一点的影响是巨大的，秦国确立了法治之后，后续的很多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人都不是秦国的本国人，像是张仪，范雎等等，他们都直言进谏，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是韩国却在察言观色的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渐渐的察言观色就变成了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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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制度的潜在变化
既然法治是建立在君主的心思上订立的，如此一来，只要会观察君主的言行和喜好，那么就可以对法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这样的话，谁能够成为君主身边的红人。谁就能够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
可是这样的风气一旦盛行，还有谁会凭借着真才实学进入朝堂呢？大家岂非都去阿谀奉承了，只要是能得到君主的欢心，只要是能够成为君主身边的红人，那么在依靠君主为中心的立法形式上，谁就能够得到更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