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圣手|夷则夏也——继承制度背后的鲜卑汉化之路，华则夷之( 三 ) 客观的说

文章图片
而拓跋部的情况则与慕容部相似，同样是曹魏时代即开始与中原政权进行外交通好和交流，历经魏晋两朝，拓跋部的恭顺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也因此中原地区的人口、技术以及文化制度开始不加限制的流入占据蒙古高原的拓跋部中。而八王之乱后更是给予拓跋部另一个天赐良机：并州刺史刘琨为了在边陲地区抵抗匈奴人的围剿，主动提出与此时统治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结为兄弟，使得拓跋部获得了天然的大义，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晋王朝在边境地区势力存在的代言人，而这就是后来北魏王朝的前身——代国：
八年，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
——《魏书·纪年》
有了大义名分的拓跋部，在招揽汉族士人上更加不遗余力， “始置百官，分掌众职” ，任用其中拥有杰出才干的人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这种做法也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尽管代国并不被后世的史书承认作为独立的一个政权归纳入十六国的范畴，然而其内政形式“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一时间成为北方少有的平安乐土。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在采取了汉文化的理政方式以及策略纲领后，无论是拓跋部还是鲜卑部，都取得了同族其他部落所不能够达到的效果，然而，问题其实也潜藏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
左支右绌的深度汉化之路
实际上，无论是拓跋部还是慕容部，他们起家的根本始终还是自己部落的本族人口，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化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姿态得以呈现，也就是说，汉化保证的是他们本身统治能力的上限，而底线则始终是本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法度。当他们能够一以贯之的保持前进势头之时，汉化还能给他们起到不无小补的稳定后方之能，然而当其政权开始扩张至极限，并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土地控制力后，想要更深一步的进行汉化改革，就成了一件风险性极高的活动。而往往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便是最为敏感的继承人问题。

文章图片
无论是拓跋部还是慕容部，就草原民族的继承制度来说，原本并不具备制度和文化上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民族的人口数量本身少于汉族，往往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宗族体系。而另一方面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在继承人上往往倾向于选择最富有才能的人带领家族延续而非血统最为纯正之人。然而在其接受了汉文化后，尤其是当他们开邦建国，正式对某一个区域和范围开始有效掌控后，这种继承模式直接带来的便是内部政权的混乱，慕容廆本人就曾为叔父慕容耐所追杀，而拓跋猗卢更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面对这种情况，对于继承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不仅是为了收拢其手下汉族士大夫的认可，更加是为了自身在中原汉族聚居地的统治稳定性和可延续性。
然而这种以继承制度开启的深度汉化改革却并没有呈现出一帆风顺的态势，慕容部所面临的先天不足便是从开始建立基业时军权即掌握在大部分亲族之手，而汉族士人往往只能控制地方上的内政之权，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尽可能的保证势力本身在对外作战中的忠诚不至于被收买，但是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汉化改革中旧贵族的反扑，于是我们看到，慕容氏所建立的各个以“燕”为号的政权，往往历代都充斥着不同程度的内乱，父子兄弟间相互猜忌，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不惜兵戎相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慕容氏的汉化过程几乎只是浅尝辄止，根本无法迈过继承制度的大关进一步前进。
而拓跋部则成功许多，这更多的是因为拓跋部的部落构成更加多元化，拓跋氏作为首领并不占据绝对优势，而是由其他的鲜卑各部共同拥立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拓跋氏一族的继承改革并不直接对贵族们的权益造成伤害，毕竟皇位本也就是外姓无法染指。而此后拓跋氏更是采取了“取子杀母”的极端政策，企图从根源上断绝非嫡长继承的可能性，这点在北魏建立后表现的极其明显，著名的北魏孝文帝便是在生母被杀后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冯太后抚养成人，而也正是这种影响，才让此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彻底夯实了北魏稳固统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