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咸鱼的鸭蛋黄|《君主论》：抛开道德的政治？与中国古代同而存异的西方权术之言( 二 ) 春秋之时

就拿前面所讲的法律制度为例， “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 ，君主的法令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并不限于他地位尊贵，更在于这些法令顺民心、合民意，人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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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心更多的是用来维护统治，使国家富强，而不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当时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意大利，都还面对着一个更重要的挑战——扩张领土。
3）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
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古有《形势解》所言：“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 ”
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的政权，不论新建立的、世袭的或是混合型，主要的基础在于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
阿凯亚的君主菲洛波门备受史家赞扬，原因之一是他在承平时期照样勤恳地钻研兵法，和朋友在乡间，他也会时常停下来，问朋友军事上的问题，为他们设想军队可能遭遇的种种状况，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不断切磋琢磨，使得他带兵不会碰到不可预见的状况，所以也不会有不可弥补的事情发生。
无论是法制，人心，或是军队，时常重视，以便身处逆境时能有用武之地，运气不顺时也可应对自如，有备无患，不过与此。
有些君主将自己丧权亡国怪罪为“运气” ，但若细想下来，这何尝不是他们自己的散漫，不懂得居安思危造成的呢，在我看来，成为君主的一大内在条件就要懂得把握时局，审视时度，遇见到未来事情发展的所有可能性，未雨绸缪，无论是法律、人心，亦或是军队的培养与建立，都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去进行的，关于这点，不论中西，都是需要进行思考的。 02大环境差异下，出发立足点的思维性差异
《君主论》在享有盛名的同时也招来了满天下的恶名，全书超过5万字，但很多人都只记得其中关于狐狸和狮子的隐喻，甚至连“马基雅维利式”这个名词都被用来专门形容“为人行事心机深重”的意思，即使是今日之人去阅读，都会感慨于其中论述的冷漠和阴谋。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这就不得不来谈谈《君主论》中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政权观点的差异了。
其实可以总体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二者观念的出发立足点截然不同。
1）大环境造成的观念不同
马基雅维利的家庭虽然不属于统治阶级，却有足够的财力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帕齐家族试图借谋杀手段接收佛罗伦萨的主要党派时，他年纪还小，却也足以知晓，当时掌握政治权的美帝奇家族为了对付夺权失败的阴谋分子，从而进行了多么骇人听闻的报复手段。
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基雅维利，骨子中似乎就带有西方政客们的冷漠和现实，浑身充满了政治细胞，他对人性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能抢就抢是生而为人的天性。
故而他笔下流露出的文字，如利刃一般，直指要害，却也越发冰冷，他是以一个谋士的立场，从权术的角度为自己的君主作出合理的“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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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与之相对的中国古代，拿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时代来讲，孔子“仁”“礼”的思想似乎影响很长的一段时间，直至今日，人们在看问题时，更加偏向于往符合道德规范的角度去看，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神”会眷顾善良的人。
中国古代的政客有时更像是一名学者，客观的探索君主的角色，国家性质和为君之道。
2）侧重论述的角度不同
中国古代政客更倾向于将治国之道向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将君王看做“君子” ，用好的方式来维护统治，而马基雅维利则是着眼于最根本的现实，以大量现实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倾向于让君王去“遏制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