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解决北宋朝廷所存在的冗官问题

“国士遇我，则国士报之”这一准则里面既涵盖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又表达出了对知己的至诚心意。黄庶少年时期便“忠臣义士，奇功大节”钦佩不已， “常恨身不出于其时，不得与古人上下其事” ，并且以此自勉， “以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当使后之人望乎己，若今之慕乎古也” 。然而二十五岁登第以来， “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 ， “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 ，黄庶以为自己“素餐昭昭” ，无一“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 。
而文彦博的出现对黄庶而言至关重要，不仅带给了他仕途上的转机，更让让他遇到了一生知己。黄庶被举荐摄知康州后，在本应写给当路转运使的《谢举官启》一文中，黄庶直白地表露了对文彦博的感激之情， “盖伏遇某官，开发材蕴，上应倚任，既富于国，又欲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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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劝后惩，猥于愚鄙。以安能者，以激慢懦，深意厚德，其于在此，敢不仰止” 。为了报答文彦博的知遇之恩，黄庶上任之后，尽心尽责地处理康州叛乱遗留下的繁重政务，积劳成疾而不幸殒命，对于文彦博的“国士遇之” ，黄庶也做到了“国士报之” 。
忧愁国事
儒者自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况黄庶少年时期便胸怀大志，立志有所作为， “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 ，虽然官职低微，日常公务“大抵止于薄书狱讼而已” ，其忠君报国之心却不减当年， “如某自顾何所可，若前世之所以安危存亡，与今之得失，未尝不留于心” ，最后忧勤陨寿、卒于任所，也算全其一片赤诚之心。
对宋代谏官三个方面的批评。第一，宋代谏官言不符实。当今谏官上书言事，动辄便说， “我必自纳于不测之诛，刀锯鼎镬无所惧” 。古代君子劝谏君主，君主震怒之下常常施以烹戮之刑，故而君子奋不顾身，欲救民于水火之间，虽万死而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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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代已无此等酷刑，大臣上书言事，追究起来不过降级一等，或者出为散官，这样的情况下十之八九的言官尚且贪恋功名，不肯仗义执言， “我必自纳于不测之诛，刀锯鼎镬无所惧”的言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二，宋代谏官懈怠而不称职。 “宋起且百年，自国初至今，为谏者，名声卓卓可倒指者盖有数。其避就上下忌讳，言一两事塞人责，而卒无闻者，固不少也。 ”言官中，仗义执言而受人敬仰者少，怠慢公务而默默无闻者多。
究其缘由，言官中，不恋权位、坚守正义的人少，而贪恋功名、是非不分的人多。第三，宋代谏官职业道德低下。 “常闻时之论谏官，患在天下纲纪，大体利害，口未及一事，而专以摭人短长亵私为故，以此讥其苛细不知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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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上书言事不谈及攸关天下苍生的国计民生，而仅仅只是说人是非，曝人隐私，难怪天下人讥讽言官不务正业、道德败坏。对宋代郡学和科举取士的反思。黄庶在《复维识院记》一文中，记叙了维识院两次被毁以及两次被修复的事件，并以此反衬宋代郡学废而难返。
黄庶以为，维识院两度被毁，却总有虔诚的佛徒，或出资，或出力，使得维识院能在数年之内被修复。相较而言， “国家尝诏四方，郡无大小，皆立学，本古庠序之法，以为教，甫一年，学不幸而废，天下士反无一言复之者。 ”文中所说诏令，是宋仁宗庆历四年所下的诏书，其诏曰：“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 ”
全国各郡兴建学校
国家下诏责令全国各郡兴建学校以发展儒学，《宋史·选举志》称“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矣” ，然而这不过是官方记载，黄庶此时身处长安，亲眼所见，下诏仅一年，当地郡学被废，儒学之士竟无人重修学校，儒者此举，黄庶心灰意冷，发出“是儒果出佛下甚远”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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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宋代郡学的反思之外，黄庶在《上杨舍人书》一文中则对宋代科举进行了反思， “某常观于渔，大其网，绝一渊而趋之，举以罾其得者，或百若干数，善鱼常少，而恶鱼常多。渔之人其意始莫不欲尽得善鱼，卒然恶鱼并，而又加多焉，盖其势然也。今之取进士大类此，亦其势不得不尔也。 ”黄庶以用网捕鱼类比科举取士，认为虽然国家的本意是网罗人才，然而时势弄人，网罗之人，虽有才干之士，但浅薄无能之人亦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