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圣贤与世运：三立祠在晚明创建，其前身是三贤祠张居正

导语：圣贤与世运：三立祠在晚明创建，其前身是三贤祠三立祠的前身——三贤祠的创建，受到嘉靖礼制改革的影响，士人在祠祀中寄托了维系河汾学统，欲与“伊洛”学脉在思想界形成争鸣的愿望。与之相比，三立祠的创建则要复杂得多，后者是明代万历朝政治与学术的变局催生出的一种独特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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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魏允贞出任山西巡抚，顶着张居正的学禁，创建三立祠。建祠经费全部来自“公费”，民间色彩淡漠。晚明时期在中央与地方对立的背景下，士人的目光转向地方与民众舆论，在其中寻找着“天下之公”。魏允贞将“公论”诉诸于官员群体的自律，稍后的东林派则将“公论”诉诸于在野士人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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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允贞在三立祠中寄寓了“秩祀辨贤以为世法”的期许，这与宋代道学“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存在共通之处。阳明学者的圣贤论述，其内里实有一套个性化、追求人性极大扩充的思想意涵，其外在则通向奇趣之行为表达。但同时代另外还存在着一股追求圣贤人格中质朴无华品质的思潮，三立祠所承载的古今之辩即渊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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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允贞激于阳明思潮的漫延，而思有所救正，创建三立祠，以“祠其乡之先哲”的先贤示范功能召唤“古之道术”，呈现出文献中心导向，拒绝心学以体悟为先的治学论，三立书院的学风因此趋向严格化。万历二十九年，提学王三才将书院与科举两相衔接，严格区别“正途”与“异术”，这种做法与明末书院的自由放任风气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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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启到崇祯，三立祠的命运几经沉浮，承载的文化理想也随之流变。文翔凤“创明河汾之教”，吴甡、袁继咸尊崇程朱为正统，蔡懋德学宗阳明。历经几度调整，却徒劳无功的思想表述策略，折射出儒家士人在大明走向倾覆的世运下强烈的焦虑与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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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允贞在山西巡抚任上创建三立祠一事，不见于《明史》本传。山西按察使李维祯《少司马魏公祠碑》记载此事，提到“（魏允贞）又为复书院，表章唐虞以来，立德、立功、立言之贤。为宫，陈俎豆，骏奔走，风劝后进，而督课士之秀者，人文蔚兴”。友人赵南星亦有“（魏允贞）又修文中子诸贤之祠，及书院，陶化人才”之语。这两条材料，可以证实魏允贞为了掩护书院讲学活动而建祠的历史事实，所复三立祠即三立书院。但是，吾人若想进一步考察建祠原委，必须求诸一份史料，即王道行的《三立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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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行，字明甫，号龙池，阳曲人，官至四川布政使。李维祯为道行文集《桂子园集》制序，有“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敛其华，而噉名之士自失焉”之赞语。由此我们知道，王道行乃身兼文士与循吏两种社会角色为一体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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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祠记》全篇共两千余字，文末署名“郡人王道行撰”。全文中，除了这一处署名，其余提及姓名处，均遵循“某官某地某公”的称谓格式，即每每提及人物，仅给出官衔、籍贯和姓，不称名。这一情况需要从史料特点的角度加以理解，朱鸿林先生曾经这样总结：“如以某某字某、某地人起者，则史传体也。以公某某字某、某地人起者，则碑志体也。一传之后，数附诸家评论，则又径作言行录体也。”因碑志与史传体不同，不单纯以纪事为目的，还有表功的意义，因而称呼“某公”以示尊敬。常见的一些碑志，有墓碑、神道碑或墓志铭，纪事对象多为一人，有时或多至几人，这又和本例之为祠庙制碑不同。《三立祠记》牵扯到不定多数的人名，限于缩减篇幅考虑，追求用字上的简省，“某某”亦被省去。因此，首先《三立祠记》是一篇碑志，其次这符合明代人为官员纪事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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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祠记》首先交代了建祠缘由，即“万历间，江陵柄国，忌人议己，以为多白鹿洞学徒，奏毁所在书院，于是三贤祠遂废。神人失序，礼义以愆，典学之官，往往不得其职”。山西巡抚魏允贞上任于万历二十一年，旨在以建祠“兴学右文．．．”。文中详细列出参与者“诸君子”二十一人，略述各人职责分配，文末附乐歌“迎神”、“降神”、“送神”。得见建祠系针对张居正“学禁”后地方文教的废弛。现有研究表明，明代对“名宦”“乡贤”“寓贤”的区分较前代严格，各地乡贤祠的建置主要集中在成化至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之后，在州县学宫内分立“名宦”与“乡贤”二祠已成为地方庙学的常规。在明代中叶各地遍建乡贤祠的风气下，以祠祀的形式重建书院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