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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明末清初的翻译家们还将一些西洋“器物”带入我国。比如,明末众臣曾在洋人的鼓吹下力荐引入西洋大炮,以抵御清兵的攻击。一些经过改进的西方天文仪器如地动仪、望远镜也被引介入华。乾隆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编钟、西式乐器成为达官贵人之好,丰富了上层统治者的审美需要。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翻译家的确是当时社会中见识最广的一群人,他们的贡献不单体现在“翻译”上,更体现在愿意“开眼看世界”的明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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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的翻译家地位十分尴尬。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西洋强敌的挤压,出于民族尊严的原因,百姓们通常不愿意继续接受西方的“奇技淫巧”。另一方面,一些以翻译家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深切明白,只有更加了解西方、变革腐朽的封建王朝,才有救中国之可能。于是,鸦片战争后的翻译家不再拘泥于引入西方人的“器物”或“科技”,而专注翻译西方知名的政治思想著作,期待用此方式启蒙普罗大众。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翻译家。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武器,对梁启超、康有为和胡适等社会名流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一些介绍西方历史、法律的著作,诸如《万国公法》、《公法千章》、《西洋史撮》等开始出现。在口岸城市,翻译家们还出版了中英、中法双语的政论性报纸和教育报。有的翻译家还积极充当清政府的外交使节,在唇舌相交之间,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受列强侵犯。【 高潮|合通中洋,中国历史上知名的翻译家们,为文化交流做出怎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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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翻译史,可以说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文化相异的各个民族无法产生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翻译家的出现,才减少了文明间的误会和矛盾,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沟通和理解。翻译家在与外界的接触之中,会不自觉地“润化”国家关系、丰富文明内核。翻译家不仅注重图书翻译,而且更注重对外来信仰、器物和思想的引入,以至在文明的发展中充当引航舵手的作用。文明的交往就如同相互汇融的河流一般,翻译活动是不能中断的。参考文献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欧阳丁:《从中国翻译史看中国译者地位的变迁》,《新丝路》2016年7月。(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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