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儒家和法家的政治之争,那么道光朝的文字狱则是礼教与郑声之争,目的是移风易俗,端风化、醇人心,维护封建王朝的平稳统治。
“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清代结束明末战事,统治者将管理重点放在朝廷内部,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禁毁,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那么清朝对小说禁毁,究竟对小说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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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禁毁减少产量
明末,记载社会战乱的时事小说兴起,较为著名的有《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辽海丹忠录》等小说,进入清代后,对前朝文化严厉管控,这部分小说遭到查禁。
尤其在乾隆帝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下十几部写明朝历史,或者含有“金”“夷”等违碍字眼、偏谬言语的小说典籍惨遭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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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剧照清中叶以后,很少见到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无当下时事小说,正如研究者认为“历史演义体小说,似已走到尽头”。
中国有崇言尊史的传统,史传性小说一直是文人倾向的写作题材,这一时期历史演义的衰落和乾隆朝的严厉禁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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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民间联合查禁,小说戏曲的生存环境极为险恶,同时还有文人、家规的训诫,严重抑制了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小说创作者和刊刻者不敢在书籍上标明真实姓名,就连作序跋者也少有真实姓名,除了小说有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外,更有禁毁令和社会监管的压力。
小说禁令影响着小说创作题材和小说创作思想的发展方向,为了逃避查禁,小说或是改头换面,或是加入说教成分,宣扬儒家道义以此逃过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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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小说继承和发展了明代小说创作风格。清朝中前期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较为繁盛,有《说岳全传》《梼杌闲评》《女仙外史》《北史演义》《双凤奇缘》《万花楼》等,小说描写忠贤和奸臣之争,残酷战争下的流离百姓,文字间洋溢着作者浓烈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后演义小说渐渐走向末路,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衰落除了小说自身发展的局限外,也有社会干涉因素。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帝对讲史类小说的销毁,乾隆皇帝禁毁的15部通俗小说均是演义和英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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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字狱,即使到了清末,文人士子依旧恐谈国事,有著述也不肯轻易示人,著作者在史作中带有小说习气,唯恐著作被扣上歪曲历史的帽子,遭遇文字狱。乾隆后,文字狱虽然过去,但其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未散去。
此外,禁毁小说不仅对小说创作有影响,同时与戏曲创作密不可分。戏曲从小说中取材,如《大闹桃花坞》《四望亭》《嘉兴府》《龙潭镇》《扬州擂》《四杰村》剧本取自《绿牡丹》;弹词《锦笺缘》《金冠记》取自《锦上花》。
小说与戏曲互为传播关系,官方可以烧毁书板,却无法彻底禁止百姓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戏曲的说唱传播也促进小说的出版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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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方向的变化
小说创作题材对其创作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种类型小说的衰落,必然伴随另一种类型小说的兴起。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小说创作。
明中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思想较为活跃,小说作品表现出较强的个性解放特征。到了清代,文化政策的收紧,令人生畏的文字狱兴起,小说创作要规避统治者查禁的范围,以免招致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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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礼教观念与这些小说是针锋相对的,即使官方不会对这些小说采取行动,那些深受儒家传统熏染的读书人也不会无动于衷。
畏于朝廷和地方对“淫词小说”的查禁,小说家往往会在小说中加入说教,以此来摆脱诱人为恶的名声,使其符合礼教规范。
嘉庆、道光年间淫词小说再次涌现出版热潮,也是封建统治管理衰落的体现。新思想的萌芽是长期压制文化的反叛,即使从道光开始几十年的时间,小说创作都处于一个相对低落期,但这并不代表小说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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