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笑谈古今事|到惺惺相惜的文友，苏轼与王安石：从以牙还牙的政敌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有点复杂。他们都是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有点复杂。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文人，却没有文人相轻的毛病。比如他们文学主张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相知相惜。但政见不同，却让他们结怨，成了政敌。不过当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九死一生之际，王安石却又为他仗义执言，给皇帝上书为他开罪。因而两人可说是在文学上相惜，在政治上相斗，恩怨纠缠，最后又“相逢一笑泯恩仇” ，冰释前嫌。
01苏轼向皇帝直言新法弊端，王安石不悦，给他小鞋穿
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在京师逝世，已考中进士在京为官的苏轼挟父丧返蜀，三年丧期满始还朝。此时，新继位的宋神宗已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开始推行新法。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且公开反对。比如他曾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关于科举的变革。由于神宗皇帝一向非常赏识他，故很看重他的意见，专门接见他，让他发表不同看法，甚至鼓励他指出自己执政的过失：“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 ”
性格率真耿直的苏轼自然不会说那些官场上虚以委蛇的奉承话，他坦言：“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
【白乙笑谈古今事|到惺惺相惜的文友，苏轼与王安石：从以牙还牙的政敌】

文章图片
这番话，表面上是说神宗当前执政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借机向神宗指出新法推行的弊端，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 。神宗听后，也感震惊，对苏轼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 ”
此次君臣对话，本不应外传，没想到却是苏轼自己跟同僚提起，最后传到了王安石耳中。身居宰相之位的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推行新法本就是想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因苏轼对皇帝的一番“逆言”被耽搁，自然不爽，竟因此事给苏轼小鞋穿，把他下放地方做了个处理诸多繁杂事务的小官。此举显然是想让苏轼闭嘴，使他整日被事务缠身，没时间再对新法说三道四。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
在官场不慎言，最易祸从口出。不过苏轼这种咎由自取的行为也可理解， “谏言”得皇帝重视、采纳，忍不住向人显摆一下，也是人之常情。看来如苏轼这样的大名人也不能免俗，显示心不小。
02苏轼出进士考题含沙射影，王安石大怒，欲加之罪
苏轼向皇帝进言揭新法之短，因皇帝本来就支持王安石变法，若不是苏轼自己外传，根本就没多少人知道，影响不大，因而王安石对苏轼这种唱反调的不识趣之举只是暗中恼怒，最多是给他穿穿小鞋，不会有更大动作。但苏轼的不识趣之举却越演越烈，以致触碰了王安石的底线。
有一次，苏轼因看不惯王安石以独断专行的作风推行新法，竟在考进士策问时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这种不满新法作派的含沙射影的考题，放在如此重要的科举考试中，自然会引起赴京赶考的全国学子的热议，其影响之广、之恶劣可想而知。因而王安石对苏轼此举可谓是悖然大怒，从此把他视为眼中钉，专门指派“御史谢景温”查找他的过失，想借题发挥，治他的罪。

文章图片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若苏轼一直在王安石眼皮底下、在御史别有用心的考察中做官，被治罪肯定是迟早之事。苏轼显然也意识到了危险，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被迫自请外任，到杭州做“通判” 。《宋史?苏轼传》这样记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