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一群读书人在谈学论道，为何被诬陷为东林党？罪魁祸首不是魏忠贤( 三 )

他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的第二年，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再一次说明推辞的原因，真诚地吐露了心声，表示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
以这种心情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订院规，其中有一条，力戒鄙、僻、贼、浮、妄等坏习气：
“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 ”
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 ，也就是说，不得评论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政治。

文章图片
他的这种主张，为后继者吴觐华所继承，并进一步具体化：
“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 ， “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 。
这一条被列为“今日第一时宜” 。还有一条是“今日第一禁戒”——东林讲会既然是“布衣聚会” ，没有任何压力，因此在讲求学问时，不得有“蝇营之听”；“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啐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不以入此门。 ”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的标榜，不仅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
5、东林何以成党？
顾宪成以桃花源中人的姿态，在东林书院潜心于学问，不再过问政治。但是政治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个麻烦恰恰来自他的挚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万历朝后期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政绩卓著，颇得人望。
万历三十六年，内阁中朱赓病逝，李廷机又闭门不出，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苦苦支撑，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一些官员认为，阁员不必全由翰林出身，也可以选拔一些外僚（封疆大吏）。

文章图片
此时李三才已经在漕运总督之外加上了户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头衔，成为理想的阁员人选。
当时官僚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李三才这种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外僚当然不受某些阁部大僚的欢迎。
内阁权臣李廷机指使工部郎中邵辅忠出马，弹劾李三才贪、险、假、横，无所不用其极地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官嘴脸，并且无中生有地说：“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 ，一下子把此事定位于“结党”的层次上。
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在“结党营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 ，而且这个“党”是“藉道学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东林书院。
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江湖” ，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
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
“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 ，希望叶向高、孙不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遥执朝政” 。
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结党”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

文章图片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 “方有旋转之望” 。
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
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地说：
“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 ，为此深深悔恨；又说：“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