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一群读书人在谈学论道，为何被诬陷为东林党？罪魁祸首不是魏忠贤( 二 )

有意思的是，由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声名显赫，遂使曾经有过的城南东林书院销声匿迹。
3、东林书院的真面目
由于顾宪成与其他在东林书院讲学的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东林书院创建后，声誉日隆，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圣地。
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
“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
东林书院于天启五年(1625)被毁，康熙三十二年(1693)重建，高廷珍等文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1733)出版。光绪七年(1881)又出版了重刻本。
以往学术界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甚至误解为一个“党”——“东林党” 。
东林书院的宗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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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说：“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 ，继承正统学脉是责无旁贷的。
他对于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推崇朱熹理学。
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订了四要、二惑、九损（或九益）。
其要点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他解释道：“经，常道也” ， “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 ，就是为了“为天下留此常道” 。
而目前文人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目空千古， “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 。
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书院志》中称为“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 。
由此可以看到，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 ，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4、东林书院到底有没有针砭时弊？
这些讲会到底议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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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东林书院志》记载的“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
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是读四书，谈体会。
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说：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佩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在研讨四书中的某一章，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
这种规矩，即使在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
“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对于儒家经典，必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 。
其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诸君子罢官下野，对于政坛的纷争久已厌倦，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似乎已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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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圣旨：
“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立即写了辞呈，其理由除了“目昏眼花，老态尽见”之外，特别强调他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
“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
一个桃花源中人，办书院，把研讨四书五经作为唯一寄托，而偏偏被后人误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与事实真相的差距实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