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唐朝时期的“佛道”之争，是信仰的争执，还是利益的较量( 三 ) 唐代|贞观|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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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唐初统治者也清楚，佛教在隋代曾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二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因此，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没有任何一个教派可以从头到尾获得支持的。道教和佛教，更像是跷跷板上的两个人，谁高谁低都不行，达到动态的平衡，才是统治者最想看到的。四、唐代佛道之争的结局佛道关系既不是单纯的两教关系，佛道政策也不是单纯的两教政策。隋唐时期，佛、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与儒家形成鼎立之势，进入三教鼎立的时期。在此现实形势下，唐初统治者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恢复儒学和发展经学始终置于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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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会要》卷四七)武德七年，下诏兴学，指出：“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册府元龟》卷五十)唐太宗即位之初，便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于殿内讲论经义。他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贞观七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统一儒学。贞观八年，文德皇后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佛、道都有对国家不利的一面，但又有可借以利用的一面。就可利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发挥哲理优势；道教则可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贵族势力。道教若否定佛教在“治化”方面的贡献，佛教若攻击道教之宗祖，对他们来说都不能容许。唐初统治者寄希望于佛、道的，是要它们从思想上配合儒家，为巩固李唐王朝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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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佛道之争，其实就是当权者控制下的利益之争。在不损害当权者的统治下，在尊重文教儒家思想的前提下，道教和佛教表面上，进行的是信仰之争，实际上，还是利益的冲突所致。至于哪一教能够占上风，完全取决去当权者的需要所致。唐朝初期道教发展对唐朝执政有利，便大力推行道教。当统治巩固，便推行佛教来控制思想，道教则成为制衡佛教的手段。然而正是佛道之争，结合文教儒家思想，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盛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