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唐朝时期的“佛道”之争,是信仰的争执,还是利益的较量

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佛教传入之初,译天竺文为汉字,尝袭用道家字义,后道家亦有袭用佛教教义者。惟道家对于佛教之输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遂与之发生冲突,历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教传入中土,传统文化之卫道者一则以佛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不当信从。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属阳,为道之所出;西为金,属阴,为佛之所生。阳尊阴卑,故道教优于佛教。三则以华夷之间,种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华人不当信。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国家之衰乱,故不应信。佛道之争,虽属宗教冲突,然二者之兴替,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失败者,每遭毁灭之厄运。然唐朝时期,佛道之争尤为严重。一、佛道产生的背景(一)道之产生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从酝酿萌芽到最后形成教团组织,有着漫长的过程。道教是中国远古的宗教思想(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等)、传统的鬼神观念、先秦的道家哲学和神仙方术逐渐融汇整合的产物。隋唐时期,道教十分兴盛。特别是唐代,由于李氏皇室为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自称老子(名李耳)是其始祖,于是对奉老子为太上老君的道教十分优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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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给老子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亲注《道德经》。(最早注解《道德经》的皇帝是梁武帝。)唐代,道教高道辈出,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张果、叶法善等在当时声名卓著。作为本土的宗教,道教拥有极为良好的成长土壤,其教义更贴近于本土人民,更容易被本土民众所接受。再加上与唐朝统治者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唐朝初期道教便得到了大力发展。(二)佛之产生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因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取得修行成功后,被称为“佛陀”而得名。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古印度国王阿育王的护持下,由印度本土向国外发展;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由北印度经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和海路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 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魏晋之际,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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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时期的”玄宗西行“,成功得将南北佛教统一为一家,使得佛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再加上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包容,这为佛教的流行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佛教字玄奘开始,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玄奘在世期间,翻译了整个唐朝一半以上的佛经,唐朝因此一跃成为佛教在东亚地区的”母国“,辐射四方。二、佛道之争的背景佛道之争,可以说是从顾欢的《夏夷论》开始的。顾欢是南北朝的隐士,晚年喜欢服食、信黄老,作《夏夷论》攻击佛教。顾欢认为,佛道本是一回事,宗旨一样,但表现不同。如道士是华族装束,宽衣大带。佛僧则剃去头发,穿着僧衣。华人土葬,僧人火化。僧人用的,都是夷狄的风俗等。对华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因此认为,不应该学习佛教。因为道和佛从事的道一样,所以用不着向佛教学。生活习惯根本不同,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用不着佛教。当时刘宋的宰相袁粲托名“通公”,出来反驳。认为周孔老庄与佛教宗旨,以及修行目的都不同。后来又有几个人出来反驳。他们认为无论夷、夏人都是生活在天地间、日月下,有着共同的爱憎。真道只有一个,大家都应服从。道教追求羽化登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老子五千言,还有可取之处。明僧绍的《正二教论》再三强调老庄和长生术不是一回事。认为佛教道教,本质并不一样。认为佛比道高得多,佛可以兼包道教,道则不能兼包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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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夷之争,理论上似嫌浮浅。但其争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是非,而是民族利益以及封建法权等引起的争执。并酿成一次次的灭佛或灭道,这完全取决于当朝皇帝的信仰倾向等。到了唐代,佛道论争的形势变化为,老子哲学被推到了第一线。唐代佛道论争主要有三次。一次是傅奕反佛;第二次是为翻译老子,玄奘法师和蔡晃道士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李荣为道教代表和佛教的往复争论。而唐代的佛道论争不仅涉及二教地位的先后主次、教理教义,也是由于宗教势力与封建法权的矛盾,而导致或促使佛道的激烈论争。三、唐代的佛道的发展及冲突(一)起因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隋朝的统治,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唐统治者接受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道教作为唐代初期的主要教门,让唐朝更快得再宗教舆论中站稳了脚跟。而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