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欢|唐朝时期的“佛道”之争，是信仰的争执，还是利益的较量( 二 ) 唐代|贞观|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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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并且通过儒、释、道三教的次序安排表现出来。总体上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家为主体，对佛、道两家调和并用的政策。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有所侧重。（二）发展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批评佛教，罗列罪状，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太史令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广弘明集》卷十一)。当时因护法沙门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使唐高祖将傅奕上表暂时搁置。但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法琳别传》卷上)，给佛教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和《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故而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作《破邪论》。同时他上《启》与储贰、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看后，动摇了重道破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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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傅奕传》，《旧唐书》卷七九)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道教徒们的直接参战，使佛道之争明朗化、公开化，从而也给佛教徒提供了更多反驳的理由。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趋于激化。高祖先欲废除佛教，后又下诏同时沙汰佛、道，但都未能施行。唐太宗贞观初年，佛道关系相对平静。贞观六年(632)，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广弘明集》卷七)。贞观七年，太子中舍辛谓“心存道术，轻弄佛法”，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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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的长期争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下诏，对累代以来那种“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表示十分不满，宣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这样，佛、道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皇族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佛教徒对此不服，于是释智实等上《论道士处僧尼前表》，指责道教“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实是左道之苗”，宣称若道士“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太宗敕令，凡不服者予以杖击。智实仍示不服，愿受朝堂杖责，不久即病卒。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大怒，即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法琳被流放益州，次年病亡于途中。唐初佛道之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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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两教，在经过了唐朝初期的发展，在贞观时期来到了争端的顶峰。这时候的佛道之争主要围绕着谁是第一宗教来进行争夺。谁能成为当朝宗教执牛耳者，谁便能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从而得到大力发展。（三）结果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初帝王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唐王朝建立之初，面临许多问题，极需神权的扶持。佛、道两教无疑都能起到光饰朝廷和神化政权的作用，但相比而言，道教既是汉民族自创的宗教，与传统文化比较接近，这就具备了特殊的优越条件；更何况李姓的道教之祖对于唐皇室来说，增添了历史的荣耀和神圣的依据。故唐初统治者在对佛、道同时利用的基础上，于公开场合往往对道教表现出更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