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蒋介石为何执意要“攘外必先安内”？只因崇祯，不执行这一政策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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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即十九日的子时(凌晨)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在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由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的一棵大树下自缢。明朝灭亡。那一年正好是甲申年，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之变。
1、明朝灭亡原因的探讨
当清朝定鼎之后，金戈铁马声渐渐消散，人们以冷静理智的思考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已故的崇祯皇帝的盖棺论定，还是颇有一点历史主义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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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初年，协助浙江学政谷应泰编写《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以崇祯一朝的邸报为基础写成了崇祯朝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他对崇祯这位亡国之君是赞誉有加的：
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陨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看得出来，这位陶庵先生对崇祯是颇有好评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推崇，还指出了“先帝”的两大失误。
其一就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 ，不允许大臣动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 ，终于导致九边军士数年无饷可领，无衣可穿，何以羁縻天下！
其二就是过于刚愎自用， “焦于求治，刻于理财，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 ，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却此十七年之励精”！
陶庵所说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评崇祯不准动用内帑银两用于军饷，以致军队士气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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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略》记载，李自成从宫中搜出的金银是惊人的：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 ”
如此庞大的积储，何至于发不出军饷！
许重熙还说：
“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 ”
他不好意思批评“先帝”吝惜，只能假定他并不知道内帑的家底，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令他感到怅惘的事。
康熙年间蜚声文坛的全祖望，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其基调就是：
庄烈帝（即崇祯）并非亡国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国的责任。
他说：
“庄烈之明察济以优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
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听任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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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道：“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 ”
他的意思是，如果当时能够与清朝议和，抽出身来全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以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这三员大帅的精兵，用于东征（与清朝作战）虽然不足，用于西征（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却绰绰有余。
那样的话，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
2、先攘外还是先安内？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
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
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的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仔细考察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皇帝而言，安内与攘外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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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流寇长编》的作者在自叙中所说：
“京陵迫于边塞，才动风尘便成大恐，而敌兵岁至，寇锋日竞，守外则失内，击内则失外，其欲款外以专内者，举朝谯呵，使不得毕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