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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甚至出现了“老农”参政议政,多次出入地方衙门的事件,甚至头戴八品顶戴的“老农”逐渐出现大面积负面影响。雍正曾惊讶地收到奏报,一些地方“老农中竟有击鼓升堂,传见耕丁者,又有乘轿建旗,设军牢捕役,自称某先左堂。”显然这样的“老农”已经成了一个县的副手,有的甚至于盗贼来往,形成了一条地方黑恶势力链条。如陕西绥德的“老农”“藐法营私”,有的仗势欺人,如同恶霸。雍正特意列举了一个几年前被地方官推举出来的“老农”标杆,“蓄养家奴,不能严禁约束督率力田,听其逸出为盗,以至各盗纷纷指扳,殊玷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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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老农”勾结地方势力,“诉讼蛊毒,酿成人命”的恶性案件。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老农”,在没有顶戴之前做人颇为本分守法,但是后来却开始膨胀,“侍顶戴为护身符,怠惰偷安,竟不勤督劝课,且恭遇神农耕籍大典足迹不到,何堪为农民表率?”《张廷玉吏科》本质来说,雍正所遴选的“老农”绝非纯粹的种地农民,更多的是地主一类人物,且资本雄厚,由于垂涎“老农”政治地位,逐渐出现了在保举时蒙混假冒的现象。有的落地举人由于没有考取功名,于是打起了“老农”顶戴的主意,以此曲线走上做官路子。几度出现了“本是举人家仆之子,并非终身力田之人”“本是县衙衙役,不是种地之人。”等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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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对滥举“老农”问题开始整顿。执政的第七个年头,他专门针对这一现象发出谕旨“朕闻直省之举老农也,州县凭绅士之保举,绅士纳奸民之货财,上下相蒙,苟且塞责。而强有力者幸邀顶戴之荣,遂成暴横之势。”最后雍正要求各省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将冒充和滥举的“老农”全部革退,并警告说:“从前有举报不公,或因贿嘱情面营求而得者,准老农本身及保送之官员自行出首,朕从宽免其治罪,但革去老农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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