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雍正登基后除了大力推行新政扭转数十年颓势外,又加大了道德风化的引领,包括宣传奖励拾金不昧和提倡妇女守节等风气的带动。按照雍正的想法是,扭转帝国风气是整治人心的重大举措,是从根本上改造颓势,治天下以治人心为本,如果社会出现大幅度道德滑坡和人心沦丧,整个帝国治理的成效势必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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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次亲自下发谕旨外,不断拓宽教化范围。雍正对于农耕工作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仅凭他的《耕织图》便可看出他想要亲自带领示范农村工作的热烈场面。这幅画生动展示了雍正“参与”犁地、播种、锄禾、收获等多个角度,完整再现了他热爱农业工作和寄希望于农业兴国的治国理想。在登基不久他就对老农工作提出具体政策布置:“恩诏农民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令地方官不时嘉奖,以示鼓励。是岁又奉谕旨劝课农事,于每乡中择一、二老农之勤劳作苦者,优其奖赏。”《圣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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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乡间老农进行表彰的初级模式,接下来的第二年,雍正正式将标准老农进行了一次制度摸底,仿效汉朝,“孝悌力田科”的古意,首次跨越数千年再度对农民地位给予空前奖励,认为他们“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虽宠荣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按照雍正设计就是通过民间选拔吃苦能干对地方有表率的老农给与八品荣誉性的顶戴,但是只限于州县一年保举一人,显然象征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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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各地开始出优秀老农标杆,甚至表彰人数常常突破规定人数。到了雍正七年时,河南、山西两省各州县经过请示特别增加保举两名老农的名额。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担任河南总督的是田文镜,几年来推行新政有功,且连年丰收,增加表彰名额,也含有肯定和推重田文镜的特殊政治含义。此时由于雍正特别信奉“祥瑞”,山西巡抚石麟奏报多地出现“庆云”,到了十二月又向雍正报告林晋县“卿云丽日”,当地布政使也补充奏报地方出现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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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收到奏折非常高兴,随即下发谕旨保举老农,因此这一年获得八品顶戴的老农人数再度增多两倍。由于各省地方官调动频繁,甚至不能从高度上认识到保举老农的重要政治内涵,因此遭到雍正严厉申饬。浙江巡抚法海颇知此项政务的重要性,对各地州县官吏耽搁上报老农一事,以“事件延迟不结”罚俸三个月处理。甚至山区地带想找个种地的人都不容易,让贵州巡抚发出“黔属汉少苗多,老农诚难多得”的感叹。那么老农摇身一变戴上了八品官帽后,出现了怎样的现象呢?虽然这只是名誉性头衔,但是老农能够戴上朝廷顶戴,在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现象,甚至也只有雍正敢这么设计。在官本位的年代,一个又贫又苦的老农行业,突然因为贡献突出成为大清基层农业风向标人物,不得不说是“祖坟冒青烟”的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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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老农开始展现出一定的政治影响,与地方乡绅一道参与基层政治活动,向着更为广度渗透。当时直隶有一个叫霍才的老农因为表现出色被授予八品顶戴,除了“务本力田,惜粪如金,自少至老,勤于农务”的职业道德外,还被表彰为“天性孝友,善事双亲”的孝顺模范。除了一家兄弟四人同居一个大锅饭外,这位叫霍才的老农社会公德也非常突出,遇到谁家婚丧嫁娶出现苦难他都“施棺椁,助嫁娶”遇到种地没钱的百姓则给种给粮,成了典型的地方全方位道德模范的代表。《直隶深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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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安徽老农周文俊除了农业生产出色外,“尝捐资伐石”带领当地百姓修路造桥,还免费给百姓提供喝茶纳凉休闲场所。与此同时,甚至出现了老农联名为地方官求情的事件。如广西知州刘德健的表现让巡抚一直很不满意,并将相应情况上报雍正。但是该州老农六十余人极力称颂刘德健,说他“身在行间六月有余,军兴用度一切不取于民。目击该州清苦,情愿公帮冻银八百两。”广西布政使特意将此情况向雍正汇报,雍正对刘德健的印象发生扭转,可见“老农”已经深度影响了地方官的命运,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朱批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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