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靖康之变”综合实力不如北宋的金朝为何能赢？重要原因被忽视( 二 ) 李煜|靖康之变|王安石|金人|赵

加上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力量不计其数，而东京城内，正规军也在十万以上。【8】这些军队战力也十分勇猛，如在城破前十天，刘延庆带领的人马与金人打过一次硬仗，“炮石积城下高余丈，残伤金人几万人。”那么靖康之变的责任到底由谁来负？经过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完全是宋徽宗极其贪官污吏们直接酿成。加之宋徽宗文人性格贪生怕死，毫无血性的“绥靖政策”，但求答应一切金人条件换取性命“所有欲约事目，一一谨即听从，便当歃血著盟，传之万世。”“若蒙更立本宗，但全性命，存留宗庙，保护生灵，区区一身，受赐已厚。”【9】此前宋徽宗明知金军将大举南下，却不修军政，不事边备，还在粉饰太平，竟然以“御笔”的“瘦金体”给臣下发布严诫臣僚通报实际军情的批示。当金人押解宋朝二位皇帝和14000余贵族俘虏北上后，整个宋朝陷入了最痛苦的反思。
（三）、“靖康之变”的耻辱的这个“锅”要不要王安石来背，文弱的宋朝到底有多“文弱”
时光跨越到清朝的同治六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与之闲谈时还对宋朝进行了分析。他说：“有宋一代，自艺祖杯酒之后，天下讳言才能，传之子孙，遂成积弱之国，寇准檀渊之役，实城下之盟耳，而一时传为美谭（谈）。”赵烈文对此轻蔑地说，功烈的卑微，根本不能与汉唐相提并论。曾国藩对此持反对态度说：“否，寇准实宋第一等人，未可厚非。”赵烈文却不肯让步说：“第一等人作为不过如此，第二、三等人可见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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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渊之盟
近代以来的人也多有从“宋代文弱”的基因进行分析，支撑了赵烈文的观点。并且将这些“文弱”的源头归结为赵匡胤。欧阳修曾解释过赵匡胤对五代十国纷乱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由此导致了他将国家风格引向“文弱“。他对此做过一个统计：“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就是五十三年间，换了五个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杀的有把人，其中大的不过十来岁，小的只有三四岁。【11】为此赵匡胤决定“重文轻武”，让“斯文”成了北宋的国家风度。安逸的宋朝人此外，认为王安石变法将北宋彻底推向深渊，钱穆曾说：“至晚晴而主张变法者争言荆宫政术。”以至于南宋至晚晴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是以批评否定为主的。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靖康之耻。南宋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祐”，并且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追及王安石。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代表了此后的官方最高标准，并且表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宋神宗实录》，“唯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12】
除了官方机构外，在当时的主流学术界，以朱熹代表的程朱理学对王安石也进行了猛烈批判，一是斥责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其次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导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13】近代以来，对于王安石要不要为北宋灭亡“背锅”重新纳入到学术的讨论范围，其中尤梁启超《王安石传》为代表作为“翻案”的先河之作。此后青年的毛润之先生和胡适及历史学家黄仁宇纷纷加入到这一辩论之中。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如何评价古人和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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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般，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兰花、诸子、菊花这些幽静冷静意象的原因”。【14】由此从性格和文化背景上对北宋乃至与南宋灭亡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北宋灭亡后，孟元老曾做过颇为生动的总结和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15】甚至可以理解为，大宋的问题不光是否缺粮少兵，还是天灾人祸，其实自上而下的道德滑坡，让曾经繁花似锦的北宋彻底走向疲软，似乎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