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话历史何日终战？——纳粹德国一次次“投降”背后的历史之争( 三 ) 私家历史澎湃私家历史文丨徐之凯2020年

在“刀刺在背”重演的威胁与苏联压力下，盟国决定采取欧洲咨询委员会的预案作为修正措施，以正式受降获取德国最高权力并实现盟国合作。第二份受降文件旋即于1945年5月8日在柏林市郊的卡尔斯霍斯特公开签署，苏联方面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元帅（GueorguiJukov）携手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DavidEisenhower），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LawMontgomery）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JeandeLattredeTassigny）参与了此次受降仪式，以体现四大盟国的团结一致。至此对德正式受降仪式正式结束，但也正因盟国采用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所制定的对德受降与管制预案，旨在宣示盟国接管德国政权展开合作占领的法理文件此时尚在预备之中，这使得“受降”与“胜利”这两个看似一体的词汇在正式书面材料上区分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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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胜利宣言”
虽然通过5月8日正式受降完成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制定的受降程序，但是这次仪式本质上是对于5月7日军事受降带来的影响的紧急修正。对于旨在筹划战后对德改造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以四国一致且详尽审慎的文本彰显盟国战胜所带来的占领管制合法性，消灭德国后世“复仇”的历史借口。由此，在5月8日受降后，盟国方面马不停蹄地继续准备一份特殊文件，以便将德国最高权力转交到取代弗伦斯堡政府的新管制机构手中。 1945年6月5日，四国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朱可夫元帅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再次聚首，在柏林宣布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立并签署了《有关战胜德国的共同宣言》（DeclarationRegardingtheDefeatofGermany）：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司令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所有的一切权力。为上述目的而承担这些权力，并不构成对德国的并吞。 ”
该宣言不仅是之前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对德受降方案的产物，更是对之前一系列军事受降程序的补充。先前于5月7日及8日签署的降书第4条内容都指明：“该军事受降法案不损害任何业已施加的总受降机构，并将为之所取代：其或代表联合国，且适用于德国及德国武装力量整体” 。这意味着《6月5日宣言》是德国投降问题方面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文件，同时也标志着盟国对德占领改造的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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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5日，四国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朱可夫元帅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将军柏林再聚首，宣布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立并签署《有关战胜德国的共同宣言》
要注意的是，随着《6月5日宣言》及其附件的签署，欧洲咨询委员会有关德国处理问题的提案才真正被盟军指挥官们接受，有关处理德国战后问题的军政争议自此才烟消云散。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战时特性使得盟军最高指挥部于5月7日在兰斯擅自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但是，盟国的占领措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更是一项关系到国际政治的长远难题。《6月5日宣言》正是盟国最终用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工具。根据这一宣言及其附属文件，四位指挥官摇身一变，从军事指挥官变为代表本国意志的“盟国代表”组成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开始了后世的对德占领改造事业。
反观今朝，与战时盟国在对德国法西斯受降方面不惜繁琐，全力追求一致的努力形成鲜明对应的是，当今各国对于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的选择逐渐产生了鲜明分野。欧美国家战后制定5月8日为二战纪念日，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尤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西方史学界与社会纪念仪式逐渐趋向于将终战日期向5月7日前移。而在苏东阵营，由于5月8日柏林投降书是在深夜签订的，而柏林所处的东一区时区夏令时与莫斯科所处的东三区存在一小时时差，因此签订降书时苏联已是莫斯科时间5月9日。加之东德建立后转而与莫斯科同步时区，导致“5月9日胜利日”在苏东国家得以传播。至今俄罗斯仍在5月9日进行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如果说欧洲战场“5月9日说”是从时区出发的合理同步，那么过于强调“5月7日说”无疑是渲染放大差异，否认盟国合作击败法西斯的篡改历史之举。而盟国各方真正致力于共同宣布战胜法西斯德国，开始对德占领管制的6月5日，反而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淡化。

孟话历史 何日终战？——纳粹德国一次次“投降”背后的历史之争(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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