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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士气、补给这类因素的影响外 , 明朝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同样也是导致战斗力衰落的原因之一 。 吴三桂之父吴襄曾在上报朝廷的奏本中申辩自己不听军令的原因:“臣之一身奉部剳则督臣参之以轻进 , 遵督臣而兵部加之以逗留 。 若以轻进被参 , 为是业既降级 , 则逗留不进为非” 。
由于令出多门 , 在作战时 , 将领们往往会陷入两难之境 。 其实不仅是吴襄这种高级将领 , 普通军士们的惶惑一点不少 。 崇祯八年 , 登莱巡抚陈应元的奏本提到 , 其本镇士兵共计一万一千 , 却有十名将官、十位中军 , 外加二十名千总和四十名把总 。 理论上 , 这些将官中即使是最小的把总 , 也有着统领四百四十人的权利 , 更不要说在其之上的千总、中军、将官之类的官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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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兵少将多的状况 , 是因为当时朝廷习惯于以新军代替不敷使用的旧营官兵 。 一旦原有军队因为士气、人数等原因无法遇敌 , 各级官员总是更倾向于建立新的部队 。 而旧部队里的将官显然也不好裁撤 , 这就导致将官越积越多 , 却不堪大用 。
和明朝部队种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不同 , 当时的清军 , 在军队的管理上无疑更加有序 。 而这则得益于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 。 八旗制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女真早期的牛录制 。 “牛录”一词本身是满文的音译 , 它最早指代女真猎人中的十夫长 。
这些牛录除了射术精湛外 , 往往还会负责部署安排其他猎人的行进 。 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时 , 军队尚无成熟的建制 , 只得以“牛录”为单位编组军队 。 当然 , 这种十人小队的小规模编制明显不可能是一种常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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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真军队日益壮大后 , 牛录的编制也逐渐扩大 。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 , 牛录已经成为管理三百人的重要军事单元了 。 早期的女真部队 , 分为黄白红蓝4色旗 , 旗的基本单元就是由牛录组成 。
不过 , 此时的牛录制还相当原始 , 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模式 。 对于当时的女真人而言 , 他们虽然通过战争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 但势力内部各部落差异极为严重 , 有的居住在土地相对肥沃的地区 , 早已适应农耕生活 , 而有的却依然奔走于山林水泽之间 , 以渔猎为求生手段 。
各部落间的联系极为松散 , 即使依靠武力聚合 , 他们也只能在顺风仗时发挥作用 。 一旦战事不利 , 各部落就会立刻乱做一团散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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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合各部落各势力 , 努尔哈赤将原先的牛录制改编为八旗制度 。 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 , 由八位固山统领 , 旗下各领五甲喇 , 一甲喇又由五牛录组成 。 一牛录为三百人 , 也就是说 , 一旗有7500人 。
除了满八旗外 , 清朝还建立了汉八旗和蒙八旗 。 与牛录制这种脱胎于原始聚猎的军事制度不同 , 八旗制已经成为一种结合行政军事于一体的制度 。 八旗制度下的部众 , “出则为兵 , 入则为民;耕战二事 , 未尝偏废” 。
由于这种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 , 无论是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 , 对于手下的控制力都无疑有所增强 。 根据《八旗通志初集》的记载 , 入关前的满蒙汉八旗 , 总人数大概在16万左右 , 远超二十余年前(即天命六年)时的7万兵丁数量 。 这些军队里面 , 除了女真本族的兵丁外 , 有不少都是从投降的汉族军民中获得的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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