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之意秦王府僚属，建成东宫官属，唐太宗如何抉择？，面对高祖时期官员唐太宗初即位时

唐太宗初即位时，国内的形势并不很好。经济凋敝的现象正笼罩着全国。隋朝盛时，政府控制的户数，曾达到九百万左右，经过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长期战争之后，到武德末年，就只剩下三百万不到了。从贞观元年到三年，又遇上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不言而喻，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要想顺利地渡过这样的灾荒，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政局也不十分平稳。建成、元吉的余党还散布各地，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变乱。尽管这些局部变乱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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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当中，山东、河北一带是各种矛盾的焦点，问题最为复杂。
第一，山东、河北一带是当时生产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隋炀帝残暴统治时期和隋末唐初的混战中，这里受到的破坏也最严重。到贞观六年，这里还呈现着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贞观政要》卷二《论直谏》记载：
“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
第二，山东、河北一带是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策源地，人民富有革命斗争传统。唐廷最后压平刘黑闼起义是在武德六年初，从此直到太宗即位时，相隔只不过三年多。唐廷君臣对山东豪杰怀着疑惧的心理，在山东豪杰与唐朝统治者之间还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
第三，李建成接受王珪、魏征的建议，借镇压刘黑闼的机缘来到河北，致力于结识山东豪杰。从此以后，河北一带就成为建成在地方树立势力的重点。久在幽州的前幽州总管罗艺成为李建成的积极支持者，太宗初即位时的幽州都督庐江王也是建成的党羽。建成死后，庐江王瑗立即企图举兵反抗。他的企图虽然很快被击破，《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记载，但是
“河北州县素事隐(建成)、巢(元吉)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 ，
这对唐太宗是个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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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根本扭转山东、河北一带的紧张局面，就必然涉及到用人政策。太宗初即位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对待下列三种官员，其一，高祖统治时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其二，秦王府的僚属；其三，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高祖统治时中央机构的高级官员
为了广泛地团结当时豪门在自己的周围，唐高祖网罗了各地区的贵族和士族，让他们参加到上层统治集团里来。在他先后任用的十二个宰相中，除皇子、妻族和太原起兵的元勋以外，其他六人是北周宗室字文士及隋朝宗室杨恭仁、梁皇族萧瑀、陈皇族陈叔达、关东士族封德彝、关中士族裴矩。他的这种用人政策，对于调协各地区上层统治阶级的关系，巩固唐皇室的统治，是起了作用的。但是：
第一，这些贵族和士族大多思想保守，有的人甚至对农民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因而要想依靠他们解决山东、河北问题,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在武德时期，虽然这些人也有的支持过太宗，但是另一些人，如像裴寂，则与建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裴寂是高祖最宠信的大臣，在朝廷拥有极大的势力，对于他，太宗是放心不过的。因此，太宗也不能倚靠高祖的原班人马来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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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府的僚属
秦王府属是太宗的死党，太宗依靠他们取得了皇位。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也还必须依靠他们来掌握朝廷。但是：
第一，在太宗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很容易依仗他们的功勋和他们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把太宗包围起来，垄断大权，把持政局，使太宗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傀儡。这样，在太宗和他的旧府属之间就产生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