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几千字的批评信，王安石只用八个字就驳倒了贞操|求生|坚守|申阳|如花似玉

晚清的著名官场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里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这就第一个打出了清官有时候比贪官作的恶还多的理论旗帜。于我们今天一般人想不到的是，王安石在古代的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为这样一位国家大事十分六七坏于其手的“不通世故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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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对王安石的认知和评价倾向比较一致，首先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一份子，他的文章、他的诗歌有不少篇章都是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刘鹗《老残游记》原句说的“君子”，或还含了几分鄙夷和讽刺的不实之词，但王安石的人格品性是连当时的政敌都极为称道的，“君子”这个称呼还是担当的起的。其次，王安石不仅才华高超，学问也是一流，变法中王安石深研经典，写过一系列新的经解文章，时呼为“新学”，当然也不是纯粹搞学问，里面还夹杂着政治学说的私货。从这一点看，后世的变法领袖康有为和他还颇有些相似，《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都是以专业学术作品为名，行变法学说宣传之实嘛。不过康有为人品上颇有可讥讽之处，有种机会主义的感觉，比之王荆公还是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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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我们熟悉的形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仁宗时期，王安石面对忧患的帝国现实就起了变法之心，还上了万言书给皇帝详细论述自己的改革志向，然而届时是范仲淹、富弼等人“庆历新政”的时代，王安石也没有得到皇帝的信任。神宗继位后，锐意兴革，才重用了胸怀大志的王安石，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条条制定出来并努力施行下去，涉及帝国的方方面面，当然主要是经济。宋室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尽人皆知，王安石就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有篇比较核心的变法宣言书就是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时朝议汹汹、民意沸腾、群臣侧目，讥讽谤诮之声不绝于耳，朝野中便出现了新党和旧党两派，党争大起，政敌间不免有些互相攻讦之词。不过新旧两党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其实私交是很好的，他们二人之间的直接论争基本上还是沿着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际来的，像今天美国大选那样互相侮辱诋毁还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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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紧要关头，司马光更为不爽，连写几封《与王介甫书》，加起来近有万言，书中从各个方面批评王安石的新政，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新政乱祖宗成法，使百姓和国家不胜其苦。矛头指向的是王安石的条条经济措施，认为青苗法、方田俊税法等，与民争利夺民口中之食，尤其是破坏了许多基层地主士绅的利益，所谓“陵轹州县，骚扰百姓”，以致“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并且“侵官乱政”，洋洋几千言似乎就要把王安石“打成反革命”了。王安石这是干嘛呢？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呢，还是直接正面刚。王安石选择了后者，不过司马光洋洋几千言雄文，王安石只写了几百字便逐条回驳去了。尤其对于司马光集中火力抨击的经济政策，王安石微微一笑，竟然只回了八个字：“为国理财，非争利也。”一句话顿时境界陡生，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政策目标、对现实的解释以及对自己人格上的抨击回应都融在一起回答了，真是字字珠玑，有金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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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章写得漂亮，终究免不了政治上的失败，改革几年之后，宋神宗动摇了意志，罢相而归、隐居而逝、新政在元祐年间全部被废黜是王安石这场大戏最终的结局。王安石的历代形象多不好，在士大夫们口中几乎没什么好评，有的严重点还把几十年后宋室亡国的帽子扣在王安石的头上。比如有人把王安石和王莽、贾似道等奸臣相比，说他是“扰民致乱”，还有人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对王安石的翻案重说大概要属近代的梁启超为其有力先导了，同时改革家自然心有灵犀。梁启超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文人，所以骂人骂的或者不那么狠，但夸起人来那真是让人家亲娘来了都有点听不下去，太肉麻了。梁启超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后来，列宁一锤定音，才真正让学界和民间都接受了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