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畜”之一,牛与人类的关系十分亲密。考古研究表明,黄牛的驯化,在中国至少已有4500多年的历史,南方的水牛则可能更早一些。在北京地区的文物考古发现中,除了牛骨化石,还有很多器物融入了牛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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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会盟“执牛耳”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中说:“王君夫(恺)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八百里驳”因此成为牛的雅称。辛弃疾有名句用此典故:“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北京地区曾经气候温暖湿润,河湖较多,周口店距今五十万年前的动物化石中有水牛化石,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地点中也发现了原始牛的化石。
牛在古人心中是具有灵性的动物,商周时期的各类祭祀活动,牛经常作为祭品。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中就发现了祭祀的牛坑,坑中有一头整牛。
现在“牛人”用来形容一种望尘莫及的高度,而在西周,“牛人”是专门设置的管牛的官。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会盟,主持的人要割牛耳取血,所以“执牛耳”指当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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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耕地的“彩色照片”
《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在延庆地区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山戎墓葬中,大量陪葬了牛、马、羊等家畜作为殉牲,反映了特色鲜明的游牧民族文化。
古代没有摄影技术,但这并不妨碍聪明的古人保留当时的影像。石景山的魏晋墓中的彩绘壁画砖还原了当时牛耕的真实场面,画面之美,堪称两千年前的彩色照片。
“二牛耕地图”表现了农田中的劳作场面,一根长的横木绑在两头牛的肩峰处,后面一名农夫双手扶犁,以足趟垄。两牛扬蹄奋力前行,小眼神儿倔强,人和牛的动作协调一致——农活中的细节也被表现出来了。这种二牛驾直辕犁,俗称“二牛抬扛”,是两汉时期主要的农业耕作形式。
相比较人力,牛耕可以实现深耕,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耕种与出行,是牛的主要用途。北京延庆、朝阳、房山等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牛车俑,表现了二牛或一牛拉车的场面。牛在车前,身形肥壮,肩峰高起,低头用力,做拉车状。
牛拉车自然速度不快,但载重量大,行走安稳,乘坐较为舒适。牛车和马车一样,在古代的交通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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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入墓志
相比牛车俑,唐代史思明墓出土的铜牛要形象得多。铜牛高20厘米,尖角斜立,体态匀称,眼睛周围的多层皱皮、颈下的条状毛,清晰可见,骨骼与肌肉的质感塑造准确,刻画生动传神,富有生气,体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写实塑形能力。
唐代以降,由于十二生肖观念的发展与流行,很多墓志的盖上刻有十二生肖的图案,“丑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丰台发现的唐代赵悦墓,墓志盖呈覆斗形,正中阴刻“赵公墓誌”楷书4字。四杀(角)刻宝相花,四面线刻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像,每面三位。每位生肖都穿着长袍高履,双手环在前腰,姿态恭敬,头部为不同的属相。牛位于第二位,出现在差不多相当于一点钟的位置。牛头向左,双角弯曲。
石景山发现的金代墓葬在墓室顶部也绘有十二生肖图案。“丑牛”位于墓室北壁上方,高约25厘米。黑色圆圈中,牛头向右,圆嘴,四足站立,样子十分温顺,黑墨画出眼、嘴,黄色画皮肤,是名符其实的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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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老牛好搭档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童子牧牛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常见题材,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明清时期在玉器、瓷器、漆器等载体上都有表现。石景山出土的一个明代青花罐,腹部中间绘有四组牧牛图案。第一组为牧童头梳两个圆形髻,二目圆睁,腋下夹一树枝,挽袖,两手牵住缰绳,稍下蹲,赤脚卷裤,做用力拉牛状。第二组没有童子,只有一只膘肥体壮的卧牛,两角对弯,头略低,前后腿弯曲,牛尾下摆,做饱食后休息状。第三组为牧童侧身下蹲,右手拿一树枝,左手扳牛角,光臀赤脚做戏牛状。第四组为牧童头梳蒜头发髻,上身略左转,两手举于胸前略向右侧身,横持一笛,同时牵着牛缰绳,坐于牛背,牛抬头,前左后右抬蹄奔走,牛尾做左右摇摆状。整组画面表现了儿童与老牛之间卧牛、牵牛、戏牛、牧牛的不同欢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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