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化政策充满戏剧性培养人才却不知重用人才( 二 ) 乾隆|高峰|发展|漆盒|郭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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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代的科举制度1.元代科举的发展根据《隋书·文帝纪》所记载：开皇二年正月甲戌“诏举贤良”，七年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十八年七月丙子“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据《文献通考》之言：“炀帝即位後，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於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於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可见科举制度是以选拔人才为初衷创立的。科举制度自隋文帝创立以来，历经唐宋的完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元朝在这样的制度加持下应该是繁荣兴盛，但是元朝很少开科举选取汉人委以高官，这与元代的文化发展倾向也有着很大的联系。2.等级制度对科举制度的冲击自从“武仁授收”的闹剧上演，惊动多方势力的参与，在明宗“崩死”的情况下，图贴睦而“入临哭丧”显露这场政治混乱的狰狞面目，宝玺驰扶持燕铁木儿登上帝位。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很多的蒙古和色目之间矛盾不断，人心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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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登基后便实行了一系列表面上的“文治”政策，组织官员收藏文玩字画在皇宫之中，还为此专门设置了奎章阁学士院，设专人维护，广济天下名士，策问学问，也算是在人才方面的一番改革。元朝立国之时就将国人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南人、最低一等汉人。虽然奎章阁学士成为了治理国家的百变锦囊，成为了君主政治的狗头军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人才的流失，大量有才华的文人流向市井民间。奎章阁也不过是一群有“文学士”而已，实际权力还是在显贵的蒙古人、色目人手中。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就提到：“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根脚人”相当于就是继承性的“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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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想做官主要有这三种途径：根脚、为吏、习儒。为吏习儒晋升，往往充其量只能做到中级技术官僚，而官要做大，全看根脚。《元典章》还中规定；“如有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于所在官司复诉”。可见汉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想要通过科举取士的道路实现理想抱负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有幸成为官员，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小官，并不能掀起起多大的波澜。造成这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首先，文人治国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不切实际，马背上的民族也未真正的想做到民族大融合，尤其是政治上，他们只信任自己；其次，元代的科举取士充满民族歧视的色彩，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各自分化而治之。最后，在考试方面启用程朱理学，束缚和僵化人们的思想。当然，书院当不当立，反映的是统治者对于“汉民族化”的态度。鼓励书院发展、加强官员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者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三、科举制度与书院政策的冲突1.政策制度上的冲突如元代学者虞集所说：“今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教授，强加于诸生之上”。诚然蒙古的官员吏治仍旧是一个大问题，不加以甄别就委以擅长这样重要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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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院讲学过多的受到官府的牵制，对书院的教学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相较于文化兴盛的汉民族，特别是这样一个庞大拥有上千年历史底蕴的民族，而且还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单纯从武力上征服并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2.文化培养与人才机制冲突元代优待而非独尊的儒学政策，引得很多的儒学才子放弃做官，将自己的才华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上去。元朝的经济发展却于文化政策截然相反，重视农业发展，鼓励工商业进步。书院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但如此兴盛的功利主义建设，并不适合理想主义的发展。这样的官学化书院能够极大的普及教育，但也忽视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功用。加上歧视色彩的选拔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思想的开拓，不过是培养了一群固化的被领导者，而授受知识的过程也就没有意义。公元1368年，元朝走完了他的一生。总结科举制度与书院的人才机制形成了冲突，培养人才却不知重用人才，仍旧坚持四等人的观念，不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栋梁。建设书院的初衷竟是为了束缚和僵化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普及化官学制度下，书院就失去了本身的自由性，在这样的政策不利于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