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学史之建安七子:挑起了三国一半的文学大旗

“建安七子”这个称呼是魏文帝曹丕提出来的,在曹丕著名的文学批评名作《典论》中提到了当时文坛上七位著名的作家,他们是鲁国人孔融、广陵人陈琳、山阳人王粲、北海人徐干、陈留人阮瑀、汝南人应玚、东平人刘桢。
在魏晋文坛上,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并驾齐驱,难分高下。就各自文学集团中的地位而言,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和阮籍地位稍高一些,其他人气场相对偏弱。建安七子也有这样的情况,孔融和王粲的名气最大,气场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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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融,大家都知道,就不必多说了。王粲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王龚在汉顺帝时任过太尉,祖父王畅在汉灵帝时任过司空,属于汉末官场的一线重臣。王畅是和名臣李膺齐名的士林名士,因为王畅和李膺坚决反对宦官干政,遭到宦官的废黜,由是在士林中打出了好名声。王粲出身于清流名门,也决定了他必定要在文坛混饭吃。王粲可不是一般文人,在王粲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受到文坛宗师蔡邕高看,每次王粲来蔡府,蔡邕都要亲自出门迎接,可见王粲的才华足以折服蔡邕。蔡邕甚至把王粲当成了自己在文坛上的继承人,“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后来因天下大乱,王粲避难荆州,可能由于王粲身材短小,其貌不扬,得不到向来以貌取人的刘表的重视。直到曹操南下荆州时,王粲才重新回到中原文坛。曹操用人向来是唯才是举,何况他又是文坛领袖,自然与王粲惺惺相惜,重用王粲。王粲在政坛上没什么作为,他主要的贡献是在文坛上,这里才是他的乐土。在建安七子中,孔融和王粲最为知名,但孔融很少写诗,王粲正相反,让王粲名重天下的正是他的五言诗。梁人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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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建安七子的知名度,孔融和王粲之后,可能就要算得上是陈琳了。甚至从作品的传播度来看,陈琳还要在王粲之上,因为陈琳曾经写过一篇在历史上超级有名的文章《为袁绍檄豫州文》,就是替曹操治愈头风病的那篇名作。
陈琳是汉魏晋时代文坛中一文成名的典型,虽然陈琳写过不少精品诗作,但历史唯独记住了陈琳这篇名垂千古的檄文。这篇《为袁绍檄豫州文》与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唐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明初宋濂《奉天讨元檄》可以并称为檄文史上的四大经典名篇。陈琳这篇檄文站在袁绍的立场上痛骂曹操,曹操做过的丑事都晒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曹操的祖宗八辈也被陈琳给拎出来骂了个遍,骂得真叫狠!不过这篇檄文对后世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陈琳提到了曹操盗墓的事情,比如曹操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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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如果说知名度,他不如孔、王、陈,但若论子孙的知名度,那就太响亮了。竹林七贤两大领袖之一的阮籍,就是阮瑀的儿子,而另一个狂生阮咸,是阮瑀的孙子。能在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都打下地盘的,仅阮氏一家,别无分店。在曹操的幕府中,阮瑀是和陈琳齐名的两大文案秘书。陈琳因为《为袁绍讨豫州文》而声名大噪,阮瑀诗、赋、文皆能应手,比如诗有《驾出北郭门行》、赋有《筝赋》《止欲赋》。其实阮瑀的文章同样了得,阮瑀也有一篇相当于檄文的文章,就是《为曹公仡上与孙权》,但这篇绝妙的文章却没什么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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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干的赋、诗俱佳,可惜徐干的赋现在多是残篇,比如《齐都赋》,其中有两句写得最精彩:“皓皓乎若白雪之积,鄂鄂乎若景阿之崇。”徐干的诗流传不多,比较有名的是《室思诗》六首,描写妻子抒发对远行丈夫的思念,写得非常真挚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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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也长于写诗,以《赠五官中郎将(曹丕)四首》最为知名。刘桢的风格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家,他的风格渐趋于悲壮苍凉,铮铮有不平之鸣。可以说刘桢的诗与唐边塞诗的风格有些接近,如赠曹丕诗的第三首有两句写得很有这种味道:“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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