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大禹治个水，为啥能夺得天下？湖北考古显示：夏朝建立不是靠治水

2002年，北京文博工作者在海外文物市场意外发现了一件西周中期遂国（今山东宁阳）国君铸造的青铜盨（遂公盨），内底处刻写了98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
这件青铜器铭文的主题写的是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铭文开篇居然与传世文献《尚书·禹贡》关于大禹“顺应山势，疏浚河川”治水方式内容高度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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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诗经·商颂》中也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传唱。这说明，早在西周时，从虞舜的后裔遂国到殷商的后裔宋国，再到周人自己，对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都从未有过怀疑。
大禹也因为这次治理洪水的功绩，从默默无闻的罪人之子成为继舜帝之后的华夏部落共主，奠定了夏朝家天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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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大禹治了个水，就能顺利成章地得到天下？
要知道，大禹并不是出于拯救天下苍生的大公精神主动站出来治水的，他奉命治水实属被迫。
据《尚书》记载，尧时洪水滔天，帝尧听从四岳的建议，命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但鲧却九年无功，被后来的舜帝殛于羽山，还将其列为了四罪之一，钉在了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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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舜帝又启用鲧之子禹为司空继续治理洪水。在所有的传世文献中，大禹在治水之前都是寂寂无闻的，直到鲧治水失败后，禹才以罪人之子的身份承担起治理洪水的重任。
这个身份让大禹如履薄冰，《史记》记载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 “不敢”两个字背后折射的并非大禹废寝忘食一心为公，而是出于对舜帝的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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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观点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后，赢得了空前的威望，并且通过治水时的统一调配人力、物力，掌握了公共权力，那么建立高度集权化的全新政权体系，也就顺利成章了。
但这个推测恐怕并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首先，大禹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仍是诸侯林立的万国时代，彼此互不统属。按照考古学文化面貌划分，又可大体分为四大政治联盟实体，分别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华夏集团（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为核心的东夷集团（大汶口文化）、以长江中游为核心的三苗集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盘踞南方沿海的百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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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显示，原本地处中原的南阳盆地的方城、南召，其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一度以屈家岭文化为主，表明此时三苗集团的势力已经北渐，逼近了伊洛平原。
无独有偶，新石器时期发现城址数量最多的也是屈家岭文化，且均带有军事作用，这与文献记载的“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颇为吻合，说明尧舜时期的三苗集团异常强盛，屡屡与华夏集团作对。
【【历史故事】大禹治个水，为啥能夺得天下？湖北考古显示：夏朝建立不是靠治水】为了对付强大的三苗，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此时的中原大地也出现了奇特的华夏、东夷轮流共主的二元政治局面，比如华夏集团的首领尧传位出身东夷的舜，舜又传位给华夏的大禹，而禹原本的传位对象也是出身东夷的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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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禅让的人是否贤明，都不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实施，只要这个人在华夏或东夷部族中具备一定实力且刚好与上一任共主属于不同集团即可，这才是禅让制度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所以，尧舜执政时，主要目标是华夷联盟击退三苗的北进，而治理洪水的重要性远不如征伐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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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鲧禹父子治水前后花了大约20多年时间，最终治水成功已是舜帝后期之事，而在此期间，却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吕氏春秋》）事件，这说明，当时的洪水并不是尧舜部落联盟的头号威胁，尧舜在治水成功之前甚至还能动用兵力与三苗交战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