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大禹治个水，为啥能夺得天下？湖北考古显示：夏朝建立不是靠治水( 二 )

其次，华夏集团内部也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成。仅大禹所在的姒姓就分为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等多个氏族。据《夏本纪》记载，大禹的儿子启继位时，支持禅让制的有扈氏率先反对，双方还爆发了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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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先秦史专家许宏教授曾对公元前1750年（即二里头文化上限）之前的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做过如下概括：“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
连夏朝早期都未能脱离部落联盟氏的政权组织机构，充其量还只是国上之国，那么大禹仅凭治水功绩，很难获得对其它诸侯的绝对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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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禹治水成功后，所获得的奖赏只是“赐姓曰‘姒’、氏曰‘有夏’” ，舜帝将大禹封在了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统治中心是阳城（今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这里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而舜帝之子义均对治水无尺寸之功，却被封在了商（今河南商丘虞城县）。可见，在治水成功后，大禹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继承人，仅仅是像商均一样被列土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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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舜帝死后，却出现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的情况。在治水成功再到舜帝去世这期间，大禹究竟做了什么，为何能成为天下的主宰呢？
考古工作者在对南阳盆地的石家河文化遗迹开展考古发掘时发现，原本大量出土红陶杯、宽扁足鼎等带有明显石家河文化特征陶器的南阳盆地，在末期时文化面貌出现突变，宽扁足鼎完全被侧三角形足鼎取代，而后者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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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曾是长江中游三苗集团的腹心，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但考古工作者发现，石家河古城早期和晚期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晚期突然出现大量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玉器和方格纹，城址北垣破坏严重，疑似遭遇了惨烈的攻城战。
在传世文献中，大禹有一项常被人忽视的功绩：征三苗。
如《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雪……” ，《墨子》“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鸟神若谨以待，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禹既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 ，《战国策》“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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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糊简略的治水功绩相比，禹征三苗却有着详略的文献记载。大禹对三苗的征伐，彻底结束了自尧以来华夏集团和三苗集团的争霸局面，华夏集团以完胜告终。
大禹治水的蛛丝马迹，至今都未有实质性的考古发现，有专家指出，在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根本不具备治理长江、黄河这种级别河流的水患，大禹治水可能是在黄河和淮河支流进行了一部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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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禹征三苗，却有了考古发现的佐证。通过这次战争，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全面取代，大禹建立了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这成为大禹最终问鼎君位的关键所在。
正是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得大禹有了诛杀防风氏的底气。当然，这个时候大禹还没有公然与昔日的盟友—东夷决裂，故而依然按照华夷轮流执政的禅让制传统，先后指定东夷的皋陶（早亡）、伯益为继承人，但却将军权交给了儿子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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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大禹的儿子启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 ，先后镇压了有扈氏的反对，杀掉了原本的继承人伯益后，最终建立了夏政权。
对此，《战国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禹授益，而以启为吏， ……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
所以，夏朝能够建立，并不是靠治水的功绩，而是大禹在刀光剑影中拼杀来的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