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差距，影响北宋史料文集中宦官书写

“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僚制度发展到宋代，日益完备和成熟，行政运作开始呈现出日趋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因而出现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举夭下一听于法’的现象。 ”北宋庞大的内侍机构和普遍的差遣领职制度，使得宦官能够广泛的参与外朝事务，许多宦官在监军、征战、治水、创设法规、文化建设等不同的领域都有很多亮眼表现。
因北宋皇帝猜忌武将，使得宦官大规模的担任军职、裁决军务的情况得以出现。如秦翰前后任镇、定、高阳关排阵都监，灵州、环州、庆州、清远军四路都监，传峡招安巡检使和镇、定、高阳关前阵铃辖。史载“翰倜傥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 ”契丹入侵，任用石保吉为镇、定都部署，任命邓守恩为都监。
邓守恩身长七尺，外貌魁梧， “以强果称于时”宋代宦官担任军职，不仅可以拥有监军身份，而且能够直接就任主帅。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即位统军主帅之职。 ”神宗时的李宪，历任永兴、太原府路走马承受，几次谈论边疆事务符合旨意，之后又多次率领军队出征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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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黄河出现决口的情况较前代更为频繁，为解决黄河决口带来的水患问题。真宗朝的宦官王守规被任命治理京城水利，宦官刘承规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以精力充沛闻名，乐于处理文书账册，孜孜不倦。咸平年间，朱昂、杜镐编排馆阁书籍，钱若水修撰祖宗实录，修《册府元龟》、国史和编著校勘等文化事业都由刘承规主管或兼领。
《权衡法》的制定“不仅涉及全国计量的统一、官民的一致，更涉及公平交易和收纳标准，减少了纷争，提高了效率，杜绝了奸吏作弊、民众破产，受到普遍的欢迎，计量的统一之功甚大。 ”为表彰刘承规的贡献，在二圣殿塑功臣像时，特地将他的像塑造在太宗旁边。刘承规卧病在床仍然想着公家之事，遗留奏章请求免去朝廷赠送的丧葬财物和下诏安葬的表彰，皇帝对他非常惋惜， “上甚嗟惜之” ，指派宦官和鸿胪卿主持其葬礼，并亲自为他写下祭文。
《宋史》序言里既然己经言明“祖宗之法甚严，宦者不可不戒” ，说明宋朝对宦官权力的限制很多，这一方面是来自于宋朝皇室对于前代宦祸的鉴戒，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庞大的宦官群体中的确存在一些“不法之辈” 。
真宗初年，王继恩“益豪横，颇欺罔，泄露机事”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往来书信，互相请托，甚至有涉及宫廷的事情。章献皇后临朝初期，宦官雷允恭丁谓与暗中结交，机密的事情都让他传达到禁中，因此雷允恭“势横中外” 。仁宗时，阎文应与吕夷简交结，仁宗废郭后为妃就是阎文应促成的。后来仁宗有复立郭后之意，阎文应非常害怕，恰逢皇后生了小病， “挟太医诊视数日，乃言后暴崩” ，其实是阎文应设计间接将郭后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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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宦官任守忠在章献皇后临政时，与都知江德明等人勾结串通，权宠过甚。仁宗无子，欲立英宗，任守忠却在宫中建议“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气英宗即位后，任守忠又''语言诞妄，交乱两宫”气后被司马光、韩琦贬出朝廷。
徽宗即位不久，童贯便于蔡京相勾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 ，童贯为“媪相” 。童贯掌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 “奔走期会过于制敕”气方劭前去察看童贯的过失，方劭的一举一动，童贯全部知晓，还“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 ，方劭反坐罪，被放逐而死。
梁师成也是徽宗朝的宦官，师成“善逢迎、希恩宠……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 。当时梁师成的权势滔天，宰相王舖和蔡京都阿附与他。
杨散是与梁师成势力相当的宦官，他接受小吏杜公才的献策，设立索要百姓田契的法律， “赠立赋租”气杨戢死后，李彦接替他的职务，与王舖暗中勾结，继续搜括百姓田契赋税和财物供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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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宋史》作为彰恶扬善且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正史，其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为本朝统治提供资鉴价值。《宋史》对于宦官的书写主要分为士大夫化的宦官、外事性宦官和结党弄权的宦官。士大夫化的宦官主要表现为侍奉恭谨、恪守本职、不恋权位、进言上谏、忠心爱国等方面。外事性宦官主要在监军、征战、治水、创设法规、文化建设等方面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结党弄权的宦官善于逢迎，侍宠作恶，他们大多为了一己私欲或在皇帝的授意下为非作歹，遭受谏官御史的多次弹劾，一般都落得悲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