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党派e家』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汉中协定”( 三 ) 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的“汉

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
【『团结报党派e家』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汉中协定”】在蒋介石和众多实力派的压迫之下，也为了减轻红四方面军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杨虎城选择了与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时，杨虎城部警卫团驻防汉中，该团团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张汉民曾派人去接洽红军，红军给他一个任务，并把这个关系交特委” 。说明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后既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也和杨虎城部取得了联系。杨虎城和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决定派武志平“以军使的身份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 。（武志平：《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简要情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第10、11页）武志平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的作战参谋。为了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络，杨虎城派武志平到38军任职，作为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员。武志平将杨虎城、杜斌丞的想法通过地下党系统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后，得到积极反应。中共陕西省也指示武志平“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 。（武志平：《在汉中两年的日日夜夜》，中共汉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南苏区的怀念》， 1987年印行，第102页）武志平成为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系的秘密使者。杨虎城朱德派武志平为与红军的联络人，对其汉中之行充满期待：“值兹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孙蔚如也因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而心生不满。中原大战期间孙蔚如向甘肃进军，在消灭了冯玉祥在甘势力后志在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仅仅给了一个宣慰使的名义，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后，又迫使离开兰州驻防天水。红四方面到达川陕后，又被蒋介石调防汉中。孙蔚如“对蒋愤恨，满腹牢骚” ，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张良庙的石崖上刻了“借君之锥，以锥暴日” 。一方面，表达了要求抗日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借锥‘日’之名而锥蒋泄愤” 。（常黎夫：《一九三三年秋我去陕南工作的前前后后》，《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第18页）
4月2日，武志平随孙蔚如到达汉中。 1933年5月12日，十七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写了亲笔信，提出双方议和的问题。信中说：“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 ，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切实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 。（李伶：《武志平的风雨人生》，《纵横》2008年第5期，第42页）13日，武志平带着孙蔚如写在绢上的信，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秦巴山区查灾的名义代表孙蔚如到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为了取得红军的信任，还带了1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 21日，武志平到达川北两河口见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携带的地图和其他秘密情报交给了红军政治部。武志平在长坪见到了张秋琴，在苦草坝见到曾中生、郑义斋、苏井观，还三次与张国焘商谈。杨虎城等人的主张得到了红军领导人的认可，据武志平回忆说：“红军领导同意杨虎城、杜斌丞、孙蔚如提出的主张，当即派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同志和我一道去汉中与孙蔚如面谈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条款” 。武志平不辱使命，完成了杨虎城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