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 三 ) 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

一，他认为，
“今诸将之骄，密院已不得而治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 ，
以对付由武将引起的萧墙之祸。这一思想，正为高宗、秦桧后来的投降活动张本。高宗一伙所以一次又一次迫不及待地对金妥协、求和，就是担心再打下去
“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二，汪藻提醒高宗说，现在兵将虽骄，但
“幸今诸将皆幄龊常才，因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要知道当时岳飞尚未崭露头角，而没过几年后，他就迅速成长为当时最具雄才大略的将领，在三大将之中又独独岳飞惨遭杀身之祸，汪藻的这段话，确实不失为理解岳飞死因的重要线索；
三，汪藻向高宗建议,要效法汉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精择偏裨十余人” ，各自统率数千士兵,“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 。事实证明,后来高宗颇为得意的“抚循偏裨”之术，便是滥觞于此。汪藻的“驭将三说” ，实际上奠定了南宋统治集团日后收兵权，杀岳飞与对金议和这一整套内外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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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派对将领的不满以致仇视自是情理中事，而抗战派对武将也持同样态度也非难解之谜。在文臣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又同样习惯于北宋那种文尊武卑、以文制武的政治分野，习惯于把他们认为缺少封建礼义道德教养，却又手握重兵的武将视为皇权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因而不能容忍武将地位的提高与权力的增大，加上南宋初期封建统治尚不稳固，君权又比北宋显得脆弱，因而对武将问题更具有近乎本能的敏感，一旦将领的地位发生上逆转甚至出现跋扈不恭现象，就更会加强文人们的危机意识，从而夸大事情的严重性，对武将不分良莠，不管其对抗金斗争中的态度如何，一概加以斥责、忌恨、打击。
高宗在对待武将问题上的态度
高宗作为一个统揽全局的人物，在武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狡猾、阴险。在绍兴七八年之前，由于他的小朝廷尚不巩固，还需要武将为他抵抗金兵与平定内乱，所以他对文臣们的奏章一概不置可否，有时甚至还故意为武将开脱，如建炎四年赵鼎行文斥责刘光世不救楚州之罪，其中有“逐官但为身谋，不恤国事”之语,高宗对赵鼎说;“光世独当此一面,委任非轻,若责太峻,恐其不安,难以立事。 ”
表面上如此,实则对将领提心吊胆，猜疑重重，如在苗、刘之变后，他甚至遇到久雨不晴或听到雷声都害怕，担心是“下有阴谋”、“君弱臣强”的兆头。又如他面对诸将示以恩宠，一面又对人说“此曹少能识义理” ，因而要诸将读他手抄的《郭子仪传》。后来事实表明，他在对金政策上一贯消极妥协，也正是为了尽快地腾出手来,以解决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武将兵权问题，重建北宋“抑武”的政治传统，只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他只有隐忍不发，正如汪藻说的那样：
“臣非不知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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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总之，收夺武将的兵权，恢复以文制武的传统，早已是宋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共同的愿望，此后岳飞与朝廷之间的冲突，正是在文武官僚之间这种深刻的矛盾基础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