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之意』南宋“抑武”政策的演变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

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猜忌、防范武人，本是宋朝历代统治者的“有国不易之道” ，然而在南宋前期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这种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却被迫发生了一个不小的曲折：不仅武将的地位和权力比，北宋大为加强，而且还确实发生了某些将领的专权跋扈现象。于是,习惯于文尊武卑传统的文臣便与当时十分软弱的皇权绪成一体，同武将们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宋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股势力斗争的结局，而岳飞冤狱的悲剧，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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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草创中的小朝廷尚未摆脱风雨飘摇的困境，金人的攻势逼人，必欲灭亡南宋、生擒高宗而后快，根本不把接连乞和的高宗当作谈判对手。在南宋的内部，则是
“远者王命不通,迩者横溃莫制” 。
存亡之际，不得不放松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的攘外安内而效命，其中怀着“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的侥幸心理趁火打劫者也不乏其人，他们在两宋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养成了私人实力，拥兵自重，以猎取功名利禄。朝廷不得不承认这些将领对军队的独立控制权，并示以恩宠，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这样,在北宋一直受压抑、受歧视的武将，却在南宋初期出现了一个权力加大、地位上升的趋势，其表现是：
第一，对军队的固定统属和对军事的便宜处理权。
与北宋时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不同，这个时期的将领可以固定地控制其军队，如岳飞军队称岳家军，韩世忠一军称韩家军等，由于隶属关系已经固定，平时朝延对于诸将之兵实际也是不能轻易加以“移易废置”的。此外，将领可以和其他文官一样，不经事先奏准而对某些事情进行随机性处理，即所调便宜之权。绍兴三年，岳飞成江州，凡
“江上有军期急速，会议不及，许飞一面随宜猎置施行” 。
这就与北宋那种“将从中御” ，武将处处受制于文人的军事体制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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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领可以自行招兵,扩充实力。
由于战时条件下军队独立性很大，士兵的招补、实力的扩充往往都由将领自行决定，朝廷对诸将兵员实数难以悉知，所以胡寅在建炎年间说诸将之兵
“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 。
虽然朝廷后来屡有清点各军兵官、器械之命，如绍兴二年诏：
“内外诸军并各供具人马、衣甲、器减总数，及开坐统制、统领官所辖数以闻，自今每军月具籍申枢密院。 ”
但实际上并未做到，事隔几个月后，还有人上书说军中虚报。直到绍兴十一年罢三大将兵权之后，朝廷才知道韩世忠仅有兵三万余。为了扩大实力,诸将甚至因为互相招诱对方的士兵而“结怨连隙” 。这与北宋时一兵之籍“皆人主自为之”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第三，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分割国家的利权。
军队经商，北宋早有，但规模不大，而南宋则愈演愈烈。如岳飞一军在鄂州、襄阳等处就有酒库、公使库、典库、博易库等多所，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贯，可供全军个月的开支；韩世忠军中盈利每年也在百万以上。不仅经营范围之厂、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北宋，而且这些收入又都是由诸将所掌握，不属朝廷收支范围。
第四，参议政事权。
此种情况在建炎时期尤为突出，当时东奔西逃的宋高宗，为了取得武将的拥戴与保护，对他们便格外笼络，凡有重大事情，往往召宰执大臣会同武将集议，如高宗自扬州跑到镇江后，便召集“宰执、从官、诸将宅堂计事” ，讨论下一步的去从，大将王渊主张去杭州，宰相黄潜善因对高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