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茹算命真的准吗( 五 ) _白春茹算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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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就卷八而言，还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如《明史，程徐传》载：元朝兵部尚书程徐降明， “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明史》言其卒，未明其所以卒。《古今识鉴》则谓其“归款，降吏部侍郎，被诛” 。该书还记录了郑和等名出身燕府宦官的面相及相应之运命，是难得的独家材料。
袁忠彻在该书自序里说，他所阅两京“王公达人，下至甿隶，其贵贱休咎，未有不符其相之说者，其可以木而视之哉”！他自述己精于业，并非为“资贾鬻，规声利” ，即相术在他看来不是赢利之具，而在“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 ，强调了相术辅治的用。袁珙在这方面可谓典范，《明史·袁珙传》说他“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 。袁忠彻似乎也有效尤之心，《明史》载：
帝（朱棣识忠彻于藩邱，故待之异于外臣。忠彻亦以帝遇己厚，敢进谠言，尝谏外国取宝之非，武臣宜许行服，衍圣公诰宜改赐玉轴，闻者韪之。
这是袁忠彻于相术之外效其臣子之职（他仕至尚宝司少卿。但《明史》本传又说他“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子上前齮齕之” 。毕竟倚宠骄恣，好以术驭人，性情失之于刻薄。仁宗在时，就很讨厌他和另一位以医术蒙宠的盛寅（字启东。盛寅为此非常忧惧，袁忠彻居然密告以“仁宗寿不永”（王鏊《王文恪公笔记·盛启东》。其为人可见一斑。至于他相兵部尚书“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大学士王文“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 ，恐怕是因为与于、王二人不和，故借占以施恶咒，未必有神技如此。
又如他说太监郑和下西洋，是他以相术荐贤的结果，此说亦可疑。郑和本为靖难臣，早在永乐元年就曾出海，而同时出西域、下西洋的内臣颇多，难道都是依据相法推出来的？况且与下西洋比起来，和更为强劲的对手蒙古人较量，于国之利害休戚更大，择将更宜慎重。然而丘福不当此任，兵败漠北，造成朱棣称帝以来最为严重的危局，亦何以事先不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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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基于科学的观念，对袁氏父子无不奇中的“神相”表示怀疑。古代的术士，多为杂家，往往将占相、堪舆、风水、神煞、易数、星平、禄命等说相互窜入，糅为一法，纵其口舌，以转圜之说、变幻之辞，使人不知不觉堕其术中。而袁氏父子又不同于一般街头摆卦的游街相士，他们的成，有其特定的条件。试举《古今识鉴》一例：袁忠彻一日在内廷偶遇升任谕德不久的胡俨，待胡俨走开后，袁忠彻不经意地对人说：“胡谕德旬日内又升。”旁人将此话告诉胡俨，胡俨不信，但日后果然就有传升国子监祭酒之命，这下不由不服了，忙向袁忠彻请教。袁忠彻解释说：先生本是清贵之像， “向值子时，红黄之气见山根印堂，腾上甚速，故知迁擢不出旬日也” 。山根、印堂在人的眉间眼角之中，是相家重点关照的部位，但红黄之气于子时（夜半时分升腾，这样的征兆其实是很难捉摸的。然应验如响！我很怀疑，袁忠彻借他近臣的身份，常从禁中预得先声，当他获知某项人事变动时，就借相面故作玄虚，提前透露给当事人，以收惊验之效。《古今识鉴》中有好几例都是袁氏主动替人相面，预言之准，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袁氏阅历丰富，老于世故，兼之游历于公卿士夫之门，人脉广泛，官员们不敢轻忽之，亦愿意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这都使其无形中成为信息传递的介质，他们对情态与官员之运势，能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故此常一语中的。至少，这种经验能为他的“神相”提供更多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