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繁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旺发达，史书极其繁富。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造纸术已较前大为进步，纸逐渐取代了简犊和绢帛;书写的字体已多种多样，写字已较前简易和迅速了。这两个原因是前此所未有的，因此，为这一时期史书的大量涌现准备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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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时期史书之所以繁富，史书作者之所以众多，这两个原因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还是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原因。
相关原因
第一，这一时期制度形势十分混乱，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割据的局面长期得不到统一。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困惑的统治阶级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治乱的药石，就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来为当前的和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参考借鉴，因而努力千史书的编纂。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彪说的“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 ”这一时期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除少数不重视史书以外，多数在即位不久就下诏叫人修撰前代或本朝史书。也是受这种思想所支配。
如魏文帝曹巫即位后不久，就命尚书卫凯、缪袭草创纪传，修撰本朝史书。一吴大帝孙权太元元年(公元25I年) ，也令丁孚、项峻撰著本朝史书。这两次虽因所任非才，书都没有编成，但已可见其对修史一事的重视了。西晋武帝即位之漏泰始六年(公元270年) ，也下诏撰录泰始以来大事，令“秘书写付，后有其事，辄宜掇集，以为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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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元帝即位之初的建武元年(公元317年) ，就设置史宫，命干宝掌修国史。以上是皇帝重视修本朝史书的例子。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本朝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安，事迹能永垂后世。重视修前朝史书的例子也很多，如沈约的《宋书》，就是奉南齐武帝的诏旨修撰的。
第二，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汉族上大夫见中原成为少数民族逐鹿场所，不禁缅怀秦汉以来汉族统治的盛世，想以史书的著述来申“华夷之防” ，如沈约的《宋书》就站在汉族立场上立《索虏传》，斥北魏为“索虏” 。
又如两晋和南朝的别史之多，也都足以说明汉族上大夫想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为汉族争正统，并希望其“中兴” ，成为“典范” ，晋何法盛撰的史书定名为《晋中兴书》，南齐熊襄撰的史书定名为《齐典》，就有这个意思，其他以“纪”、“史”名书的，也有表示正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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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观点如此，少数民族政权为了与汉族的所谓“华夷之防”相抗衡，抵制汉族的种族歧视，也设史官修史，记载其武功和制度历史，也以正统自命。如前赵刘聪命左国史公师或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后赵石勒命明楷、程机、傅彪、贾蒲、江轨、徐光、宗历、傅畅、郑惜等撰《起居注》、《赵书》等;前燕也撰有起居注，作《凉国春秋》;前秦起初有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等著国史，因所记涉及符坚母亲的秽事，书被焚毁，夏的赵思群、张渊也受命著国书，南凉秃发乌孤以郭韶为史官，使撰录时事;蜀李雄亦置史官，北魏道武帝时，令邓渊著《国纪》;魏收在北巍时己奉命撰国史，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又奉救修《魏书》及《齐史》。
以上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官修史书。少数民族政权机构中的史官一职，还出现过不信任汉人而非用本族人不可的主张。可见史学领域的民族政视是很深的。此外，十六国和北时，少数民族也有私修史书，如秦秘书郎赵整，曾参撰国史，秦灭后隐居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栩车频助其经费，卒时成书三卷。
站在汉族立场上专写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史书也有，《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五胡十六国史三十家，有些就是站在汉族立场上写的，如晋王度撰的《二石传》，记石勒、石虎事，书虽已亡佚，但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出不承认后赵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带有轻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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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寄托其情趣。如著《三国志》的陈寿，在蜀汉时因不一肯曲意阿附宦官黄皓， “屡被谴黔;人晋后又一次被荀暴所忌，从著作郎出为长广太守;一次在做治书御史时因生活小节被人攻击免职。他修《三国志》，是在这种制度上不得意的情况下搞的。又如著《后汉书》的范哗，是因为由尚书吏部郎降职为宣城太守， “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也是在仕途受挫的情况下的忧愤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