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中国史书体裁丰富多样,每种体裁都有优秀之作( 二 )


荀悦《汉纪》依据《汉书》的内容作了改编,而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成熟的体制,克服了《汉书》“文繁难省”的缺点,被刘知幾誉为“历代宝之,有逾本传”。
北宋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帮助下完成的《资治通鉴》,记载内容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合1362年史事为一书,共计294卷,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的空前巨著。《通鉴》改变了以往编年体史书只能断代为史的狭小规模,如学者所赞誉的,“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自从有了《通鉴》这部杰作,才使曾经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体裁得以重振雄风,令人刮目相待。清人浦起龙曰:“上起三国,下终五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从内容上说,《通鉴》按年月日记载了千余年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内容丰富翔实。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详尽而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人们将司马光的成就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称为前后“两司马”。
史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历代志士仁人的卓越建树,大量的是靠历代史籍记载下来。传统史书体裁形式多种多样,古代史家这种重视传承、又勇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