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和韩语同源日语和韩语同源词( 三 ) _小知识

“语言学本身并不能最终解决人类历史科学中的重大问题，但结合遗传学和考古学，它可以增加某些情景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她说。

同时使用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方法做研究并非这篇论文首创，但如此大规模的并行研究确实少见。Robbeets表示，这次研究提出的跨学科合作模式仍然在探索阶段，她希望能延续这一模式，以考古学和遗传学方法扩展语言学研究的边界。

六年前，Robbeets向欧盟申请了一项200万欧元的跨学科研究基金，并用自己曾经在日本、韩国求学建立的人脉关系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2019年，她还到访中国，拜访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崔银秋教授。“非常有才华的学者”，她说，崔银秋建议合作，并让自己的学生宁超加入Robbeets的团队，赴德国开展研究。

宁超目前已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任职。在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日子里，他负责这项研究中大部分的古DNA数据收集工作。他收集了东北亚所有已经发表的古代基因组数据。

“跨国多学科的团队组建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不同学科，包括考古、语言和DNA，国际上都有哪些科学家在做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其次是要确保哪些科学家对交叉学科研究话题感兴趣，而且还要尊重其它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给《知识分子》的邮件回复中，宁超说。

在六年时间里，研究团队多次举办线上以及线下的交叉学科会议，分别呈现不同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发现，然后再进行综合性探讨。他们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 “triangulation”（三角测量法）。

Robbeets强调，虽然团队从三个学科方向开展研究，但研究过程相对独立，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结果都单独进行，因此避免了 “内循环”，即互为逻辑结果的可能性。只有在研究的最后阶段，三个学科的推论才会通过不同变量相互映射，比较评估证据的融合程度，包括相关度、不一致性、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偏见。

在比较三个学科结果后，文章得出结论，跨欧亚语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东北亚最早开始种植粟的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种植粟的农民从西辽河扩散到邻近地区。而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种植粟的农民逐渐与黄河、欧亚西部和绳纹人口混合，并在耕种中加入了水稻、欧亚西部农作物和畜牧业。

跨学科合作，语言学研究的未来？

张海认为，研究中泛欧亚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东北西辽河流域的早期旱作农业人群，泛欧亚草原的游牧为特征的人群起源于定居农业的扩散的结论，“颠覆了过去的认识。” Peter Bellwood 也在述评中表达了类似观点。

研究古DNA的付巧妹认为，虽然从基因证据上得出了起源结论，但具体的迁移是如何发生的，农业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实际上的原因很可能更为复杂，尤其是越为晚近的年代，文化对迁移和语言的影响会越强。

Robbeets对此回应称，她认为农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未排除其他因素。例如，其中一个她认为需要更多研究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在过往研究中，气候变化的时间似乎和语言分化的时间有不错的相关性。

而对于泛欧亚语系人群和其他语系，如同样活动在亚洲大地上的汉藏语系人群，是什么样的关系，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该文章提出的问题更重要，” 张海说，“第一，仍然有一处关键时段古DNA样品的缺失，即距今8000年的西辽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人群。第二，泛欧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来源，如果泛欧亚语系与汉藏语系都是旱作农业基础，那么这两个语系有不同的起源吗？”

在问到有关泛欧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关系的问题时，Robbeets说，她认为，两个语系有不同的起源，一个发源于西辽河流域，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但在史前时期有语言借用的现象，而研究这种借用是她下一步要做的事之一。“我认为了解这两个农民社群如何互相影响，以及这在远古时期传递的信号是什么，是非常必要的，” 她说。

她在一个月前刚刚招募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未来3-4年内将专门研究两个语系间语言借用的问题。

她希望在后续研究中继续交叉学科合作。在此次论文研究中，她说难度最大的就是将各种不同的证据整合到一起。

“ ‘三角测量法’ 这种方式仍然不够完备，还在发展中，” 她说，除了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她也计划举办更多的学术会议来探讨这一合作应该如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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