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说历史@看春秋与战国的区别，从春秋战国的量变到质变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相信许多人在了

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相信许多人在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都曾被这两个时期迷惑，同样是诸侯国互相征战吞并，为什么要分成两个时期？或者说这两个时期的区别到底在哪？都说想要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就需要代入其当时的环境进行推演，那么想要真正地理解历史，同样的我们要置身于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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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变化
在当前的史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作为从春秋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事件。这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以下克上，都是诸侯底下卿大夫抢占了诸侯的合法地位，这是宗法制的彻底崩坏， “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在《资治通鉴》中，就如此描述了三家分晋的后果。同时，因为西周和春秋时，姓与氏是分明的，姓是大宗，氏是小宗，但在战国时，姓与氏开始合流，这些都在证明着氏族的概念弱化，也就是宗法制的崩坏。而也正是因为战国时血缘氏族的解体，战国各国才重视法家，利用国法来取代族规。
同时宗法制崩坏带来的另一变化是，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的打破，封地和官职不再世袭，这也就意味着底层平民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句名言，就出自于战国时期韩非《韩非子·显学》，这是韩非选拔官员的名言。这两句用于强调国家的文臣武将，特别是选拔高层的官员和将领，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否则处理政务，领兵作战就可能是纸上谈兵，耽误国家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平民的崛起，也有赖于春秋时私学的开始，这也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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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增长
据推算，春秋初期各诸侯国以及周边的不属于周王朝诸侯体系的蛮夷部落大大小小几乎上千个。这些诸侯国或部落多数属于城邦或部落的形式，一般说来都是以很小的城邑或者大部落为中心，囊括了周边面积不大的小集聚地，实行“国野制” ，即将人口分为“国人”（即城邑内人口）和“野人”（城邑外人口，主要以农奴为主）。根据现如今一些较为可信的专著的观点来看，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史》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分别推算战国人口约3000~4000万，而春秋大约为接近2000万。
【草根说历史@看春秋与战国的区别，从春秋战国的量变到质变】那么从上面的推算来看，造成这种城邑制诸侯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口的缺乏，其实也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原因，耕地的产量极低，人口无法凭借稀薄的口粮增长，军队也无法依靠更多的粮食出太远的地方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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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原因则是不从属周王国体系的诸多蛮夷大量存在于诸侯城邦联盟的隙地中，并且掌控的力量极强，牵制了诸侯的极多力量。
同时春秋末期，铁犁牛耕开始普及，这里可以从孔子弟子有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这都证明了春秋末期牛已经成为了相当普及的生产工具。也正是因为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使得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人口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土地需求，诸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耕地需求，也自然加强对隙地蛮夷和周围小国的征服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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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态
在上面的生产力阶段我们也可以得知，铁犁牛耕对生产力进行了极大的加强。这时候各个国家在人口的增长和青铜铁器的帮助下，才渐渐吞没了诸多的蛮夷野人部落，从一连串不连续的血脉贵族城邑拓展成了成片的以郡县为基础依托的面状国土，建立起了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征兵役的由新利益阶级统治的国家形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