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北魏门阀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压制汉人的崛起，还是为巩固世族的势力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士族南渡，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纷纷与当地固有的统治力量合作。后赵石勒下令，不得侮辱衣冠华族；前秦苻坚时，曾下令“复魏晋旧籍”；后燕慕容宝也曾刊定旧籍，分别清池。这说明，在“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下，留在北方的大族仍然保留着其特有的政治利益。
究其原因，盖因他们在地方上民众根基深厚，且颇具号召力。 “五胡”统治者在政权甫一建立的情况下，对地方的控制难以实施，他们所看重的，就是这些大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只有对他们加以笼络，任用他们做官，自己的统治才有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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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初汉族士人的崛起与北朝的门阀体制
从北魏道武帝建国幵始，即注意对汉族士人的任用。道武帝时代， “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出身清河崔氏的崔玄伯便是典型的例子。崔玄伯在拓跋珪平定后燕之后，被任用为吏部尚书，参与并裁定典章制度。明元帝即位后，也公开招募汉族士人为官。
【【历史故事】北魏门阀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压制汉人的崛起，还是为巩固世族的势力】永兴五年下诏， “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干、临疑能决，或有先贤世胄……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 。这次招募首推的便是“豪门强族” ，而“文武才干”、“先贤世胄”反被置于其后。这说明明元帝的主要目的就是笼络各大族。但因为当时的汉人民众对拓跋氏政权心存疑虑，这次寻访人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到太武帝神四年，再次下诏，点名擢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人。除此之外，尚有州郡推举的人物，史称“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序用” 。据高允所作《征士颂》记载，此次点名擢用的有四十二人，其中应征者，合高允共三十五人。这些人的主体是河北士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大姓豪族。这也是河北士人开始走上政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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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崔浩被太武帝信任，在擢用士人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久之后，他开始策划在魏境内分定姓族，恢复门阀体制。这种尊重汉族高门的想法，以及崔浩本人受太武帝信任的情况，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也成为崔浩国史之狱的祸端。鲜卑贵族通过崔浩国史之狱，株连甚广。本身已逐渐在北魏站稳脚跟的汉族士人，例如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作为崔浩的姻亲被株连。此后，鲜卑贵族基本垄断了政权。
到冯太后统治时期，汉族士人地位有所提高，出身赵郡李氏的李敷、李奕兄弟，出身陇西李氏的李冲，出身太原王氏的王叙，先后受到重用。冯太后利用汉族势力，制衡鲜卑贵族势力，也试图缓解胡汉矛盾，减少叛乱。陈爽先生认为，重用汉人使得冯太后所代表的皇权脱离鲜卑贵族的束缚，获得独立运转的能力。而孝文帝掌权后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北魏皇权体制进行重构。
孝文帝分定姓族，是北朝门阀体制建成的重要标志。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摆脱鲜卑旧势力的掣肘，加强皇权。他依靠鲜卑贵族反感的门阀制度，达到了伸张皇权的目的。但门阀大族的过渡伸张，也会阻碍寒门晋升的道路，甚至影响皇权。东晋南朝的教训历历在目，这是孝文帝不能不顾忌的。他要建成的，实际是在皇权控制下的门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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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北魏门阀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孝文帝放弃邺城而迁都洛阳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北朝门阀制度的特点说起。
二、北朝门阀体制的特点及形成因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南朝门阀鄙薄武职，且多为侨姓，缺乏强大的宗族基础。吴姓高门也逐渐受到江南风俗影响，致使宗族关系相对疏远，逐渐脱离宗族。这就决定了南方世家大族的脆弱性。而北朝高门大都有强大的宗族基础，宗族上下之间，联系十分密切。此处，还有进一步发挥的必要。
谷川道雄在讨论六朝政治时，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说。豪族共同体说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以豪族之家为中心而结合的地方社会现象。自东汉乡里瓦解后，人们为了生存，一方面依附于豪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人身自由；这就是豪族共同体的特征。而支撑着这种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方面，是豪族赈济贫困、仗义疏财的精神。在笔者看来，透过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可以解释前引北方门阀体制特点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