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康熙屡次禁止科派、加征，为何屡禁不绝？他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治？

顺治十八年四月，四川道御史夏人佺揭露地方官“加派”的严重状况。他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说：现今田赋正额，每亩多不过二三钱，少只几分，按说赋税确实不重，但“地方官摊派科敛，较正额多且十余倍，少或数倍。 ”由此亦见当时“州县私派私征”是何其严重！
主管的司、道、府、厅等官又不予“检查” ，任其所为，使百姓深受苦累。岂止地方官，连朝廷也搞“加派” ，限于财政入不敷出，即于顺治十八年八月，宣布恢复明末所增“三饷”中的“练饷”一项。明末档册多毁于战火，户部无法找到“练饷”的旧案卷，只有“遗单”一张，内载每亩征派一分。
直隶、山东、河南、江南、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四川十三省，共计有土地577.1万余顷，每亩派征一分，计得银500余万两。户部请求，以上各省巡抚，自顺治十八年为始，限三个月内征完，解送到户部。至于新开辟的云贵， “无旧案可查” ，就由两省巡抚按现今应征的田赋内，照每亩一分的额数加征，编辑成册，报给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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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征明末加派的“练饷” ，完全违背清人关初对全国百姓的许诺，加征数字每亩一分，等于现征赋额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能说少。大概户部也知道此举不得人心，唯恐日久生变，便限令三个月突击征收完毕。刚刚就职的四辅臣即批示：“如议速行。 ”
至十二月，年幼的圣祖在解释不得已征收上述加派的苦衷时说：“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 ”因此，他下令：“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 ”他责成户部将此决定，尽速通告全国，使百姓人人知道。
国家的“加征”得到纠正，但地方的“私派”如故。康熙三年五月，四川御史马大士提出惩治办法：以后如司道府厅等官对下属州县私弊隐瞒、蒙混不报者，由上级督抚“题参”将司道府厅官革职；若司道府厅等官上报，而督抚隐匿徇私不报，则由科道官指名“题参” ，将督抚降五级调用。户部批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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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吏部：最近听说，地方官“贪焚者多” ，征收线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深，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娟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安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 ”此类事，由科道官“不时察访纠参” 。以前，夏秋征收钱粮，原有定期，而今地方官却“予征”隔年钱粮。圣祖很生气地说：这样做， “小民”怎能承受得起！他下令：“以后予征停止。 ”
【【爱历史】康熙屡次禁止科派、加征，为何屡禁不绝？他采取了哪些措施防治？】圣祖即位五年间，已屡次明令禁科派、加征，可是，此类弊端还是屡禁不绝。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说：“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受灾蠲赋， “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 ”所以，征收钱粮， “民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第二年六月，圣祖已经亲政，召见户部官员，指出：“向因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 ”
他既对百姓“甚悯之” ，又对地方州县官作弊及督抚徇庇表示出“深可痛恨”的愤慨之情，责成户部严查。圣祖并非说说而已，对那些置法不顾的官员，必绳之以法。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山西巡抚满洲人穆尔赛被揭发就是一个典型。他的罪状主要是在他管辖的文水等县多加“火耗” ，窃为己有，其次是女儿出嫁时，向其属官索取礼物。事发后解至京师严审，事实俱在，圣祖判处他死刑，待秋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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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的教训，清廷对选拔官员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吏部提出：督抚等荐举保举府州县官，须保证两条，在册内填上一条是被保举人“无加派火耗”的字样；一条是填人“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每月底，聚乡村乡约讲解字样。 ”如保举不实，依照“徇情荐举卓异例” ，给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的处分；提供保举详细情况的司道府官，各降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