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

，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质疑。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长城由于是被动性的军事防御设施，从而不是具有开拓疆土愿望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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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这对于主张从“民本”思想出发，节约财政、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来讲，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击。中国古代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是每个政权在开展这项工程之前，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反对违反季节规律、征发民众赋役的思想，也很早便已产生。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主张“无夺农”是君主应行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德”中的一德；将“劳休无期” ，即频繁地征发劳役，作为君主应该戒除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戒”中的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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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其农，时不移” ，文王将敬重农事，不改易农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准则，并认为不按照季节，违背农时，征发赋役，即“动不时，民不保” ，将会导致百姓生存无法获得保障，政权也将最终走向灭亡。 “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大规模修筑长城所带来的赋役征发，不仅有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民众叛乱，从根本上威胁政权的稳固。秦末叛乱群体便将秦修长城作为秦朝恶政之首。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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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批评秦朝在平定六国之后，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 ，即不致力于安定民众，而是修筑长城。同时司马迁认为迎合秦始皇这一政策的蒙恬最终被诛，是理所当然之事。 “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最后，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于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从根本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节用而爱人” ，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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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韩邦奇对此也深表赞同，认为：“有足国之大本，有强国之大本。食货者，足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节用。戎兵者，强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安民。用既节而国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则国不期强而自强。 ”治国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会导致民穷而国危。 “苟务国之不足而不本于节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给其所出，虽头会箕敛，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务国之强而不本于安民，吾知本既先拨而戎狄乘之，良民善众亦且化而为大盗矣” 。王莽新朝时期，将领严尤劝谏王莽不要讨伐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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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他首先指出在处理边疆族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伐方案。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周朝、秦朝、西汉虽皆曾北征，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 。秦始皇修筑长城，导致民力匮竭，政权覆亡，是最为失策的方案。 “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