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我眼底，中国在我墙上” 对联|高清版|书法展

【中国故事】
作者：甘以雯（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鼎钧的名字，在台湾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后知后觉的我，认真关注王鼎钧先生和他的创作，始于《散文海外版》创办之初，至今将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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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郭红松
初识鼎公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
那是20世纪90年代，我读到了王鼎钧先生的散文《那树》，一下子就被紧紧吸引住了。《那树》描绘了街头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辉煌而又苍凉悲壮的一生。因为挡住了人的路，“树顶像刚炸开的焰火一样繁密”的大树被肢解和运走，绿着生，绿着死。深一层品味，会发现大树象征着执着而悲壮的人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求新求变、求物质享乐的时代，和人的情感上的恋旧念故，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冲突。作品全是客观的白描，看似平和、冲淡，其内里却翻卷着感情的波澜，是一首传统文化的挽歌。我所主持的杂志转发后，又收入了我编选的散文精品集中。
2009年，我参加了海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王鼎钧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著名作家韩少功言称自己早就是王鼎钧的“粉丝”了，“过去见到王先生的作品集或收有他作品的集子都会买到手”，“如果王先生到会，我肯定会把我收藏的王先生的作品集带来请他签字的”。“好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标杆”。这次会议，使我对鼎公的散文创作从理论上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以后，我邀约鼎公赐作，他多篇散文刊发于我们刊物上，问及他的稿酬邮寄地址，他都指定祖国大陆一个人代收，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稿酬全由此人代为捐赠祖国大陆贫困地区人民。自与鼎公有了直接联系，鼎公嘱台湾尔雅出版社给我寄赠他的作品集。每每收到鼎公的作品集，我都很感动。很多名家，很少赠书与人，更少有邮寄赠送；台湾的书价较高，加之邮资，鼎公一再寄赠，显出他的豪爽。鼎公为人确实慷慨，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在广电公司资料室工作时，每月工资台币120元，他写稿挣些稿酬，供弟弟妹妹读书，每月每人50元台币，这兄长，应是很大方、很负责任的了。
鼎公的散文以强烈的人文情怀将我深深感动。他的青少年时期遭遇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这赋予了他敏锐、深刻观察体悟世事人生的特质。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描述这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其中有《红头绳儿》《一方阳光》《哭屋》《失楼台》《种子》等。《红头绳儿》中那黑里透红、能够发出苍然悠远声音的大钟，那正直而严厉的校长，那手指尖尖、扎着红头绳儿、消逝于飞机轰炸声中的小姑娘，作者那美好情愫的破灭，带给人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感伤。
台湾尔雅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自传《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鼎公所目睹和亲历的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政治、阶级、意识形态、个人恩怨是非的独特历史，“展示了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它是中国现代史的侧记，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2011年，我与新到出版社不久的张云峰社长谈及鼎公时，他委托我邀约出版鼎公的自传，张社长是人大博士后，我很佩服他的学术眼光和勇气，当然也很想为崇敬的鼎公当一回“责编”，当日就给鼎公写了约稿信。但三联出版公司邀约在先，鼎公很快就与“三联”签约了。张社长还想出版鼎公的日记和散文选集，因工作调动没有进行。没能为鼎公出一本书，尤其是与鼎公的传记失之交臂，这也是我编辑生涯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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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郭红松
拜见鼎公
一位扬名海内外的大名家，对一名退休编辑之热情，用心之细腻、缜密，令我十分感动
2018年初夏到洛杉矶参加华文文学论坛，我很想借机去纽约拜见心中一直尊崇的鼎公。据和鼎公交往较多的纽约作家说，94岁高龄的鼎公精力不如以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位作家、学者拜访的请求。我试着给鼎公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竟然很快收到了鼎公的回邮，用了“王鼎钧夫妇敬复”。看来，鼎公和夫人欢迎我到纽约。
能够拜见鼎公是件幸事。我即刻下决心改变行程，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直飞纽约。其实，对于我这不通英语、第一次到美国的六十多岁的人，独自一人从美西南到美东南，飞行距离3400多公里，飞行四五个小时，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我拜见心目中的文学大师的决心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