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逄先知：从1961年的天津调研，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引言
逄先知何许人也？他曾在办公厅秘书室当过见习秘书，也曾是田家英的秘书，他曾和戚本禹长期共事过。
在他看来，戚本禹所撰写的回忆录里，有着不少的纰漏之处。
对于这部回忆录，逄先知是这么认为的：
戚本禹以生动的语言，以及细致的描写，吸引了读者，看起来似乎很有逻辑性，但是在他们这些过来人、当事人、知情人的眼里，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纰漏，和不实之处。
这篇文章，我就从逄先知的角度，带大家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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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调查
逄先知和戚本禹共事多年，当年戚本禹受田家英的青睐，让其在身边负责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也参与到伟人著作的整理当中；后来，田家英将其推荐到信访科担任科长，也算是戚的贵人了。
不过，在逄先知看来，后来戚本禹对田家英却不咋地，而且还有些故意踩田，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言归正传，关于回忆录内容中的众多纰漏，逄先知也并非是空口无凭的列举，因为有一些是有迹可循，有现存档案作为凭证进行对比的。
由于逄先知所指出的纰漏比较多，我就只选取其中， 1961年“天津第一钢厂调研”这一段内容，管中窥豹吧。
戚本禹有没有担任小组长，牵头搞调研
1961年的时候，经过调整后，农村和农业的形势开始有所好转，这时候，就开始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
因此，就要从纲领和理论上制定和规划工业的发展思路、方向，当时暂时定名为《工业七十条》，这“七十条”后来经过完善后，就是于同年9月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在理论纲领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得先从实践的调查着手，通过实地调研，才能更好的进行理论总结。
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天津调查组” ，先从天津第一钢厂的调研开始。
这个天津调查组，总共有16个人，都是从政研室和办公厅，这两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人组成的。
由陈伯达牵头，担任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在此下面还设立了三个小组。
调查组于6月26号晚上离开北京，于27号的凌晨到达天津。
在戚本禹所撰写的回忆录当中，他是这么记述的：
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就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
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
这柴沫和马仲扬两人皆是老资历，抗战的时候就加入了我党，两人当时的职务都挺高，都属于正局级，和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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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戚本禹当时还只是一个信访办公室的科长，那么，为啥他能担任一个小组长呢？
他在书中是这么解释的：
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调查。
逄先知当时也参与了这次调研，而且还和戚本禹同在一个小组，据逄先知所言，当时他们那个小组的组长并不是戚本禹，而是高禹。
高禹也是个老资历的干部，级别也高，属于行政12级，其人也有着相当水准的思想理论水平。
除此之外，和逄先知、戚本禹同在一个小组的，还有从政研室抽调过来的张作耀。
对于这次调查，张作耀也作了一份详实的记录，名为《天津工业调查》，关于小组分配这个内容，记述如下：
调查组分成两组， 28日，一组以政研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
逄先知表示，张作耀的这份详实记录，和他自己的记忆相符合。
因此，戚本禹在回忆录当中，谎称了自己是三个小组里的一个小组长，虽然资历和级别不够，还是被“破格重用” 。
倘若，戚本禹所述真就是假的，那他为何这么做呢？
我倒是觉得逄先知的评价，挺能说明原因的：目的在于美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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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