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逄先知：从1961年的天津调研，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二 )

1961年的年底，调查组结束了在天津的调研后，就回到了北京。
戚本禹在书中记述：
1961年底，调查结束，陈伯达叫他起草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他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进去......后来制定《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他这个天津调查报告。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有些疑惑的。
有过调研经验的朋友都清楚，一次大型的、正式的调研，事后的调研报告，必定是一个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果。
像戚本禹参与的，这种规模的调研，事后的调研报告，几乎不可能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让他来整理综合其他小组的报告，最后成型，这工作量让一个人来完成，怎么可能。
而张作耀在《天津工业调查》里的记述，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可信度就很高了：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 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这才符合一个调查报告出炉的正常流程嘛。
一次调研结束后，必定是要开一个总结会，随后再由领队提出意见和思路。怎么可能直接甩给你一句话，然后就让你去写事后的调研报告。
在张作耀的记录里，整个调查材料总共分为两个部分：
1、《天津第一钢厂调查(政研室调查组1961年8月10日)》
【【历史故事】逄先知：从1961年的天津调研，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2、《天津机床厂调查(政研室调查组1961年8月16日)》
其中，第二部分就是由戚本禹、逄先知和张作耀所在的小组所负责撰写。
在这份“机床厂调查”的材料报告后面，还附加有8个补充材料，分别由各人分头写的，最后让组长高禹审核、定稿。
这8个附加材料里，逄先知写的是《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的几个问题》；张作耀写的是《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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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在一个小组的戚本禹，写的是什么呢？
其他材料的起草人是谁，张作耀已经记不清楚了，毕竟人太多，而戚本禹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 ——来源：《天津工业调查》，张作耀。
熟悉，或者说是看过戚本禹文章的人都了解，他的文风就是属于犀利风格，文笔很是尖锐。
光是从“竭泽而渔”这个题目，就能想象其中内容就不会有多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