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反间谍高手上位|羊肉|高宗|江瑶|晚宴|中薪

历史上的大韩民族，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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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祐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 苏轼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反间谍高手】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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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
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
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可是高丽人在与苏轼的斗争中却笑到了最后，北宋的国情还是被辽国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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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呢？
元祐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
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
以董敦逸为主的尚书省同意卖书，他们认为中华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是“柔远”之道，彰显了宋朝宽广的胸襟气度，苏轼苏辙两兄弟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指责苏轼兄弟“拒违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董敦逸这是借题发挥，主要打击以苏轼为主的川派文人，于是就把董氏贬为湖北运判，苏氏兄弟暂时获胜。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最后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就在苏轼苏辙被贬谪后，北宋的底细、谈判筹码都被人掌握了，还能有好结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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